01 古代海外貿易(東晉南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原因)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從漢代、唐朝、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等六個方面進行闡述。具體如下：

1、漢代

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

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

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

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它們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3、兩宋

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4、元朝

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5、明朝

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

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由于長期與世隔絕，中國逐漸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擴展資料：

對外貿易的作用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經營方式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與西方新航路開辟的海外貿易的區別?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是為了促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為了彼此學習彼此借鑒，是友好的對外交流

而西方新航路的開辟是為了對外殖民擴張，是一種殖民侵略的手段，兩者是恰恰相反的

東晉南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原因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看，雖然中國處于長期分裂與地區割據狀態，但絲綢之路這條聯結歐亞大陸的重要商道卻始終暢通，并有所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一定的發展。

一、對外貿易政策及管理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的歷代政權出于鞏固統治者利益的需要，均致力于開展對外交往，并實行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來促進絲路貿易的發展。

(一)魏晉十六國北朝向西的開放

1.恢復設置西域的軍事、行政管理機構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后，首先派出官員對西域進行管理的就是曹魏政權。在公元220年，曹魏政權在河西設立了涼州刺史，由其監管中原與西域及西方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系。公元222年，曹魏政權也仿照著東漢政權，在西域設立了戊己校尉一職，并任命張恭擔任首任戊己校尉。隨后，曹魏政權又恢復了西域長史。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的地位相當于中原政權派駐西域的兩個最高官員，負責維護絲路的安全和暢通。公元265年，司馬炎在取代曹魏政權后，建立了西晉政權。公元280年，在晉滅吳之后，中國出現一段短暫的統一時期。西晉在繼承了曹魏的遺產基礎上，同樣在西域也設立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等管理機構。《晉書》曾記載了戊己校尉馬循于公元275年征討鮮卑的史實，說明西晉在西域設立過這一官職。在西域各國如鄯善、焉耆、龜茲、疏勒等歸順西晉之后，其首領各自被封為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等官職。即使是在地理上遠在中亞的大宛，也由西晉政權冊封為大宛王。在此期間，中原與西域關系密切，絲綢之路暢通。公元4世紀初，在十六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先后出現過前涼、前秦、后秦、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這些政權在向中原發展受阻的情況下，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大多積極主動與西域保持密切聯系，并先后設官置守、駐軍屯田，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確保絲綢之路貿易的暢通。

2.遣使出訪，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政策

在北方處于分裂狀態下的十六國時期，一些實力相對強大的政權致力于發展與西域的聯系。例如，在前秦王苻堅主政時期，與西域之間的往來在史書上被記載為“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彩繒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余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余種”[2]。又如，北魏立國之初并沒有對同西域的聯系予以重視，直到太武帝即位后，相關官員再度上書建議主動出使西域，北魏與西域之間的關系也自此得到發展。對此，史書上也有這樣的記載:“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3]出使西域獲得豐碩成果，使北魏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積極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意義，此后實行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此外，將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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