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外貿商人叫什么(古代的公司叫什么)

古代的公司叫什么?

關于公司

公司是指一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商業經營活動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組織。

“公司”這個詞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最早出自孔子的《大同》《列詞傳》：“公者，數人之財，司者，運轉之意。”莊子說：“積弊而為高，合小而為大，合并而為公之道，是謂“公司”，其含義與現代公司大致相同，即公司是聚多人之財、共同運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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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對外貿易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有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

朝貢貿易，是中外官方（政府）之間（包括通過海、陸）的進貢和回賜關系。

市舶貿易，專指海上貿易。

明朝之前，市舶貿易，只許朝貢貿易。

明朝之后，才逐漸出現地方、民間的中外商業貿易。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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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海外貿易－－市舶

市舶，中國舊時對中外互市（海外貿易）船舶的通稱。其含義在各時代不一致。

唐宋元時對中外互市商船統稱市舶。明初只許外國使節所乘船舶（當時名“貢舶”）駛來中國，并準附帶商貨，商船（當時名“商舶”）則禁止進口，本國商船不許出海。市舶專指貢舶（朝貢貿易）。

自明朝正德、嘉靖年間葡、西等國商船先后來華，外國商船又漸稱市舶。宋朝以后，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沿海地區海外貿易興盛。到清代，市舶則專指外國商船。

古代中國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官府）－－市舶司

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創設“市舶使”于廣州，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派專官充任。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征收關稅，代表宮廷采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注：市舶使是官，不是官府）

宋朝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溫州、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

市舶司，就是中國古代的海關。也管理著海外貿易。

如前面所述，明朝之前，中國海外貿易只準朝貢貿易（進貢和回賜）。因此，那時沒有如現在的民間“搞貿易的公司”。

宋代是我國古代對外貿易得到較大發展的時期。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四十二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不過一千萬緡﹐市舶收入即達一百五十萬緡。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

宋代的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所造海舶載重量可達五千石(三百噸)。北宋后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于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十個國以上﹐進出口貨物在四百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制品等。

詳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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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市什么意思 古代商市有哪些功勞

“商市”一詞最早出自《韓非子·難二》，其中寫道：“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商市意思不難理解，就是買賣物品的地方，這樣一個場所也是從古流傳至今，沒有發生過太大改變。其實研究一個朝代的商市就能從中發現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說商市是城鎮最早的雛形，而且還給人們帶來了和平。關于商市的功勞可能很多人并沒有細想過這個問題，那今天借此機會，就讓我們了解下商市的歷史吧。

1、何為“商”?

從字面了解來看，《漢書》解釋的甚為通透，即“作巧成器為工，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義》更進一步解釋曰：“商之為言章者，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也就是說“商”作為字就是“章”的意思，明了其遠近，揣度其有無，溝通四方物資，故而叫“商”。

最初的商人是誰，恐怕我們已經無法考證，但以商品交換來看，遠在堯舜時期便有了專門進行的商業行為，但大部分都是由部落領袖掌握的。如《淮南子》記載：“堯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掘。”再如《尚書》記載“舜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又如舜“散其邑粟與財物，以市虎豹之皮”，等等，這些記載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商品交換情況，更反映了當時還是以物物交換為主。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不顧“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奔走四方，經營商業，甚至開始脫離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物物交換階段，專門居間行商，獲利謀生，涌現出一大批有名的商人，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子貢，戰國時期的呂不韋、白圭、巴青等。

商人真正成為一種職業是在漢代。漢朝統一后“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使得各地自由往來，商業活動更加頻繁，商業活動范圍也更加廣泛。為方便管理，漢朝政府在各大城市設立“市廛(chán)”，俗稱為“市”，自此商人成為一個職業，甚至一個階級，真正誕生出來。

2、何為“市”?

所謂“市”，即市場，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男耕女織，皆有富余，于是交易就出現了，《易經·系辭》解釋得很清楚：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列廛于國，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所需。

這就是“市”之起源。

最原始所謂的“市”，與后世所說之“市”有著大不同。所謂“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于井邊售賣，故曰市井”。以此推斷，當時貨物交換地應該是田野上進行的，故而不能真正稱為“市”。

到了漢代，才有了專門供商業活動的“市”，但在初期仍然與“城”有著區別，“城”是住所，“市”是交易場所，到了后期，雖然“市”設在城內，但仍然被政府筑起圍墻，與住宅隔離，方便管理。

以漢朝的長安城為例，城內外有東西九市，城內圈起來的“市”被稱之為“阛”，其中除了商店攤販外，還住著專門做買賣的商賈，整個部分由市吏管理，對各商人實行登記，注明“市籍”，這套管理制度，從漢朝經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都被沿用。

然而再嚴格的市場管制也阻擋不了商品經濟本身發展的沖力，六朝時期，宮廷皇城固然還是被分割開來的，可是坊間與市廛已全非涇渭分明。大唐盛世，外來商賈云集，民坊、市廛界限更加模糊，至唐朝中晚期，已不只是“日中而市”，夜市也出現在長安城中。六朝時期出現的“草市”較唐時更加活躍，最終因“草市”聚攏人口，發展成一個個新生的民坊和市廛混合在一起的商業小城鎮。

到了宋朝，“市”完全沖破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東京夢華錄》形容當時市場的繁榮景象：“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這樣的景象與后世幾乎無異，雖然明清對市場的控制有所加強，但在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蘇州、揚州等地，市場還是如同宋朝一樣，不避時間不避地點，任由商業行為的發展。

3、商市之功貫穿于整個歷史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業自從漢朝立市以來，便很快從販夫走卒成為立國大計。

早在漢武帝時期，隨著北擊匈奴的腳步，商人們也開始拓展商路，他們用駝隊將中國的絲綢帶往西域販賣，開辟出一條人類前所未有的商路，為了穩定這條商路，漢朝政府甚至沿路設置驛站來為商賈們提供服務，最終西域七十二國向大漢臣服，與其像傳統說其是仰慕中原文化所致，不如說這份開疆拓地之功，商賈手段才是真正利器。

除了對外貿易以外，漢朝內部的市場商業行為也開展得如火如荼，有城之市、夜市、草市，還有互市，可以說漢代以商業拓地，各朝沿用以商業定邊，“商市”在這里，成了王朝靖邊寧邊的法寶，這是有史實可查的。漢朝應劭《鮮卑胡市議》中提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言下之意是說胡人犯邊，實為生計，道德教化對其無意義，所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唯至互市，乃來靡服。”

互市始于漢朝，中唐以后，不唯北疆，西南更有“茶馬互市”，東南則海運大盛，出現了泉州、交州、廣州等重要商港。宋、遼、金、元更曾在邊疆設“榷場”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明朝一邊修筑長城，設“九邊”，一邊與邊族修好。到了清代，西北少數民族及俄國貿易，專門有設置的理藩院和當地將軍、大臣及各旗札薩克管理稽查，內地商人有理藩院票或當地監管衙門的執照，皆可前往貿易，這種方法其實還是利用商賈實行的一種寧邊政策。

但是互市一途，真的就這么輕松愜意就能開疆拓土，真的就這么容易寧邊靖邊嗎?其實遠不是此番寫來得這般順暢。

以明朝為例

中國的統一，向來是北方統一南方。三國由晉統一，南北朝由隋統一，五代十國由宋統一，宋金對峙由元統一，這種現象一直到了明朝才有所改變。1368年，朱元璋的大軍將元帝逐出北京城，元朝滅亡，明朝統一中原，實現了有史以來首次南方統一北方的壯舉，輝煌一時的蒙古政權敗退至漠北，雖然蒙古人退出中原，但與明朝各種各樣的對峙和爭斗卻從未停止。

明憲宗成化年間，東部蒙古勢力再次興起，達延汗完成了對蒙古三大部落的統一，然后和平分封了諸子的勢力范圍，這就是后世蒙古各部分立的起源。本來“互市”對明、蒙雙方皆有好處，實施得也一度很順暢，但在達延汗后期，隨著蒙古各部南下劫掠，明朝中止與蒙古的商業活動，并設“九邊”重鎮對抗蒙古入侵，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嘉靖二十二年(1522年)，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在蒙古首先發生了轉變。達延汗死后，其第三子俺答汗勢力日盛，成為蒙古各部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俺答汗是“互市”最堅定的支持者，自1541年到1547年間，先后向明王朝派遣使者幾十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承諾每年進貢，只求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當時整個河套地區都是俺答汗的勢力范圍，蒙古兵東壓宣大，南控榆林、固原，西則虎視寧夏，以此形勢之優而愿行臣服之禮，足見其誠意。但嘉靖帝卻以“寇情多詐”的理由拒絕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于是打了和，和了再打，直到隆慶四年(1570年)，戲劇性的變化出現了。俺答汗的一個孫子因家庭糾紛跑到大同投靠了明朝，這個機會被當時的宣大總督王崇古抓住了，他奏請朝廷“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這個主張得到了當時的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張四維的支持，于是一切水到渠成。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隆慶帝下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子弟各有封賞，并從宣府到甘肅向蒙古開放十一處馬市，商市寧邊的功效再次體現出來。與蒙古接壤的幾千里邊境很快出現了一派安定、祥和、繁榮的景象。史書中對此評價曰：“朝廷無此后顧之憂，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師旅無調遣之勞。”明蒙邊境數十年相安無事。

清朝又是另一番光景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清雍正五年(1728年)中俄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這兩個條約，開啟了中俄間的國際貿易。與1840年之后簽訂的條約不同，中俄間這兩個條約是通過談判而簽訂的對等條約，通過這兩個條約的締結，清朝以商市安定了疆土，消除了外患，為北方贏得了長達兩個世紀的安定的國際環境。而俄國看重的則是“準其貿易互市”，條約簽訂之后，俄國以國家壟斷之力，展開了對華貿易，兩個世紀中俄國把持了中國商品在西方的銷售，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潤和國家稅收。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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