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有哪些(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經營方式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出現在古代的商團是怎樣管理的，行頭有哪些職責？

市舶制度是我國歷史上對外經濟和貿易關系發展的產物，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它表明了我國不僅有善于做對外貿易，而且也會管理對外貿易的歷史傳統。當然，市舶制度也只能是封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秉命于中央朝廷，它的核心是統制貿易。

一、市舶的產生

根據史料考證，我國的市舶度開始于唐代早期。即使早期，也有兩種論說。一說是起源于貞觀年間。此說始于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論斷。他說：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次曰牛頭舶，遞得三分之一。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天下郡國利病書》）

另有一說，即《冊府元龜》的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說：“開元二年……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以上兩種說法都不足定論。顧炎武雖是一代名家，但此說與事實頗多不符。例如，唐代的省區建置稱“道”，而不稱“路”；所謂“三路舶司”，這是宋代對粵閩浙三路市舶的簡稱。所謂“貞觀十七年”之事，可能系誤引《宋會要》中載及南宋紹興十七年下詔舶司的史料。也許因為顧炎武的盛名而被《粵海關志》、《廣東通志》等以訛載訛，流傳至今吧。

關于開元二年的記事也只是說：此年廣州市舶司官員周慶立等人“廣造奇器異巧以進”，而被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柳澤彈劾。可見廣州市舶應建于唐玄宗開元二年之前。

市舶制度起于唐代已無問題，雖然《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正史”并無專載，但在唐代其他文籍中，卻有多次記載，只有名稱不同了。如“廣州結好使”（《文苑英華》）、“押蕃舶使”（《柳河東集》）、“監舶使”（《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等。

二、市舶使的職能

市舶使并非地方的行政首腦，而是專管外交外貿的外事官員，其地位一般在地方長官刺史之下。如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13-741年），楊貴妃、楊國忠等權寵之時，“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舊唐書五十一后妃傳》）。

嶺表是古代對五嶺以南地區的統稱。嶺表歷來為我國對外交往的門戶所在，交州、廣州是嶺表的代表。《舊唐書》所說的揚益嶺表，即是指唐代著名的四大工商業城市，即揚州、成都、交州、廣州。除益州（成都）是內陸大邑外，交廣揚三州是唐代的三大對外貿易口岸。向朝廷進奉的異物多屬舶來之物。

為什么要由州刺進奉，可見州刺地位一般高于舶使。但舶司屬于管理外貿的職能部門，且舶使職務也多由中央任命，故州刺在干預外貿方面事務必須尊重舶司的職能。例如，據《全唐書》說，外國商人運來象牙、犀角、貝珠等高貴貨物，“州與監舶使必摟其偉異”。可見州刺（刺史）和市舶司官員是共同參與的。

三、市舶的地位

經過唐初經濟上的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政治上的寬容統ー，軍事上對突厥戰爭的勝利，西域再度暢通，海上諸國紛紛來唐貿易通好。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掌管海外貿易的專司機構市舶司應運而生。因此，唐在廣州置市舶的年代約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公元650-683年），此時廣州的波斯、大食商人已紛紛來到嶺表通商定居。

根據唐代對外實行的開放政策，鼓勵中外經濟貿易來往，“結好使”、“押蕃舶使”、“監舶使”、“市舶使”等官制也就相應產生，起先有權宜之稱，但在開元天寶年間，市的體制基本形成。

根據歷史記載，唐代設置市舶的口岸只有交廣兩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部，漢唐期間，一直為我國嶺南的重要口岸之一。魏晉以來，廣州地位漸趨上升，到了唐代，其吞吐量已超過交州，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大港。故唐置市舶時，廣州在前，交州建置市舶尚在八世紀中葉。唐德宗時，宰相陸在《論嶺南請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提出由朝廷派“中使”掌管交州（安南）市舶。

市舶的地位因其重要性日增而得到提高。八世紀中葉起，漸與州刺相當，甚至一度超過地方州刺。其主要原因，是朝廷有時直接委派宦官掌管市舶。唐代是宦禍熾烈的朝代。唐玄宗在位期間，宦官集團日趨專橫弄權，八世紀中后期已成宦禍，勢傾朝野。它是封建中央集權的產物，皇帝的親信雖然未必全是宦官，但宦官干預朝政的起因卻是因為皇帝的親信。奴才得勢，炙手可熱，甚至勢過其主的史實，這是常見不鮮的。

“中使”是宦官的美稱。所謂“市舶中使”也就是市舶宦官或市舶太監。以太監掌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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