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外貿商品主要是什么(外貿在古代是什么職業)

外貿在古代是什么職業

政府官員

根據查詢顯示：外貿指的是與其他國家的交易，而在我國的古代，進行外貿交易的人員都是有當代的政府專門設立的部門，外貿的義務也都是由該部門的政府官員負責的，例如漢代的大鴻臚寺，唐代的市舶使等

你知道中國古代的外貿是怎樣形成的嗎？

你知道中國古代的外貿是怎樣形成的嗎？中國有悠久的海外貿易歷史。今天我們在享受如此便捷的進口貿易的同時，你有沒有想過，從古至今的對外進口貿易是如何形成的?這次旅行怎么樣?進口政策是如何演變的?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是如何形成的?巴德:據史書記載，在春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海關和稅收的概念和相應的行政機構建立起來。原型“路觀”習俗的形成。

自周朝以來，隨著奴隸制的崩潰，私有制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人們之間的商品交換需求增加，民間貿易逐漸發展起來。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國家之間有了邊界，關稅的概念就產生了《周禮·天官》中提到“關城府，等候王的衣食”。這里的海關是指對跨越國界的貨物所繳納的稅款。因此，西周時期就有了一個管理海關的官方機構，叫做四關。但當時沒有海上貿易，只有陸地貿易。在漢代，漢武帝開辟的“西北絲綢之路”可以說是中國對外貿易崛起的重要標志。漢武帝建立了大紅盧寺，相當于現代的外交部或對外經濟貿易部。海上貿易是官方可見的，但陸路貿易仍占很大比例，海上貿易略少。

雖然海上貿易已經開始出現，但由于漢代的物質文化還不夠豐富，仍處于朝貢狀態，還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經濟效益，也沒有官方設立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四方館的設立:隋朝時期，隋煬帝在洛陽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行政機構——“四方亭”。唐代和唐高宗時期，廣州設立了對外貿易港口和管理機構——“船署”，負責“陸海方向”。

貿易法的制定:在宋代，海外貿易和海關正式形成。商務部和港口的成立，標志著海關和港口在中國歷史上已正式成為政府的核心利益，并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中國唯一的古代海關遺址:在廣州，在杭州、寧波、溫州和泉州設立了四個新港口和一些小的貿易點。此外，中國古代第一部對外貿易法也正式頒布。它是專為海外貿易制定的法律，于宋神宗元豐三年頒布。

中國古代 對外貿易的開端 是什么時候？經歷了哪幾個重要階段？

中國早在漢朝，就有了對外貿易！漢代的“絲綢之路”和“水上絲綢之路”：

1、漢朝：①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②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

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①對外貿易繁榮；②唐政府鼓勵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允許他們長期居住；③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都有頻繁的外貿活動。稱中國人為“唐人”

3、宋朝：①政府鼓勵海外貿易在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加以管理；②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

4、明朝：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

5、清朝：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亦稱“國外貿易” 或“進出口貿易”，簡稱“外貿”，是指一個國家（地區）與另一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商品、勞務和技術的交換活動。這種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對運進商品或勞務的國家（地區）來說，就是進口；對運出商品或勞務的國家（地區）來說，就是出口。這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開始產生和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更加迅速。其性質和作用由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

唐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交流些什么物品?

交流些陶瓷，茶葉，香料等等。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2000多年前，一條以中國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貿易網絡。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中國輸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貨物，從絲綢到瓷器與茶葉，形成一股持續吹向全球的東方文明之風。尤其是在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全面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私人海上貿易也得到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引發了西方世界一窺東方文明的大航海時代的熱潮。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誰知道更多有關中國古代的商業貿易往來的活動~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時期越國的大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輔助勾踐廿余年，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的計策的，并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后，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于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里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

但是價格漲落的原因在哪里呢？

陶朱公生長在農業經濟時代，農產品是市場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農業有很強的季節性，每年氣候不同，產量了就不同，對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所以滿足農業需要、為農業服務，就成為他經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據季節規律，提早儲備物資，即所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就是說，像作戰之前要做好準備一樣，根據季節的需要（時用）就可以預知市場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節和氣候變化是有規律的。他引用我國早已有的一條關于氣候變化的規律性的古語，作為預知農業豐歉的依據。這條古語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饑。”這是說，每六年有一年風調雨順的上好年景，也有一個旱年，每十二年有個大旱年，也有一個水年。

根據這個規律，他豐年就大膽收進。因為不會年年豐收，收進的貨物不愁沒有機會售出。同樣，在大旱年物價上漲時，他就盡量拋售，不愁以后沒有進貨的機會。就這樣，他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收年谷賤傷農與饑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的故事告訴我們，氣候資源的變化會造成豐收與歉收兩種狀況，對人們都有不利影響，并且通過商品交流這種不利影響會擴展到全國、全社會，但是，只要人們掌握了這個規律性，采用商業手段，通過賤買貴賣，是可以協調的。陶朱公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注意到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農業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在該領域的對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張騫出使西域本為貫徹漢武帝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之戰略意圖，但出使西域后漢夷文化交往頻繁，中原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向四周傳播，恐怕是漢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張騫出使西域這一歷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西域”一詞，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是和張騫的名字分不開的。

西漢時期，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蔥嶺以東，昆侖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即漢代西域都護府的轄地。廣義的西域還包括蔥嶺以西的中亞細亞、羅馬帝國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帶。

西域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兩個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圍。西漢初年，有“三十六國”：南緣有樓蘭(鄯善，在羅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闐(今和田)、莎車等，習稱“南道諸國”；北緣有姑師(后分前、后車師，在今吐魯蕃)、尉犁、焉耆、龜茲(今庫車)、溫宿、姑墨(今阿克蘇)、疏勒(今喀什)等，習稱“北道諸國”。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額和東西且彌等。它們面積不大，多數是沙漠綠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兩三萬人，最大的龜茲是八萬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居民從事農業和畜牧業。除生產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產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飼草苜蓿。畜牧業有驢、馬、駱駝。此外，還有玉石、銅、鐵等礦產，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銅鐵鑄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國，雖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國國王以下設有官職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軍隊。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貴族勢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國設有幢仆都尉，向各國征收繁重的賦稅，“賦稅諸國，取畜給焉”，對這些小國進行奴役和剝削。

中國新時期外貿的發展與古代近代的不同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新時期政府積極推動，外貿持續快速增長；古代外貿受官府控制，不同時期 發展不平衡

新時期外貿從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出發，順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具有主動性；近代外貿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環境中扭曲發展，具有被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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