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海外貿易的奏折(雍正帝在位時期的改革政策)

世界歷史:中國不能海外貿易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

古代中華文明的主要承載體華夏民族是農耕民族，華夏文明以農業文明為其特色。重視農業，視其為社會財富之源和“本業”，另一方面輕視商業，將其看作“末業”，主張“強本抑末”、“重農抑商”，是在先秦戰國時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體系的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秦漢以后，這一思想為歷代統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為中國封建歷史時代的一項基本國策。封建后期，盡管隨著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傳統的輕商思想受到了挑戰，如宋人葉適就認為“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注：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19。），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更明確提出“工商皆本”（注：參見《明夷待訪錄》財計三。原文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但是以農立國、重農輕商思想的統治地位并沒有改變。在傳統的輕商思想下，商業至多被看成是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通貨財”作用的一種補充，雖不可或缺，卻也不值得大力提倡，更不能過分發展以致沖擊本業。中國傳統的輕商思想是將商人和商業與“趨利”、“鬻奇”、“奢靡”聯系在一起的，認為過度的商業發展將惡化風俗，導致作為立國之本的農業的危機。所謂“工商盛而本業荒”、“末盛則本虧”（注：《鹽鐵論·本議篇》。）、“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注：王夫之：《讀通鑒論》卷14。）的認識和主張，在中國封建時代根深蒂固。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經明確說過：“養民之道惟在勸民務本，若皆舍本逐末，爭趨目前之利，不肯盡力畎畝，殊非經常之道”（注：雍正：《珠批諭旨》，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孔毓珣奏折朱批。）。中國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及政策主張，與海通時代重視商業的作用，追逐海外貿易的潮流無疑是南其轅而北其轍的。地理大發現以后風靡西歐的主流經濟思想是重商主義，各主要航海國家無不強調商品流通和貴金屬的輸入對于國家富強的重要意義，無不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去積極支持海外商業的發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貿易、荷蘭人的“海上馬車夫”時代以及英國人“日不落帝國”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義思想和國家政策推動下實現的。中國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在這樣一個時代卻仍在高唱“強本抑末”老調，當然不可能指望它們實行鼓勵商人走出國門，到遼闊的海洋上去一闖天下的海外政策。無論明后期的開放海禁，還是清康熙朝的重開海禁，都不含有鼓勵和積極推行海外貿易的內容。明后期的開海骨子里仍然是“于通之（商）之中申禁之之法（注：許孚遠：《疏通海禁疏》，載《明經世文編》卷400。）。清康熙朝重開海禁也不過是為“閩粵邊海生民”開放一條謀生之路及企望其有益于“閩粵兵餉”而已，并不指望通過海外貿易來富強國家。

傳統的“華夷”觀念也是導致明清時期實行保守主義的海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華夷”觀念是以中國為中心看待周圍世界和其他民族，認為中華文明優于其他民族的一種政治文化心態。視自己為世界中心，認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的自我中心意識是古代一切較為發達的文明的共同特點，古代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的阿拉伯***文明和歐洲***文明都莫不如此，并不獨以中國為然。究其根源，這是古代各地區文明分散發展，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都只能局限于自己所了解的那一部分的緣故。但是，由于中國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東亞國家和民族中最先進的，文明發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圍內沒有匹敵，古代中國人的自我中心意識特別強烈，形成了完整系統的“華夷”觀念及與之相關聯的一整套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方式和準則。中國地處東北亞洲，東面和東南面是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北面是廣袤無垠的茫茫草原和荒漠，西面和西南面是海拔高度位列世界之最、難以逾越的雪域高原或莽莽叢林的熱帶瘴癘地區。處在這樣一個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地理環境之中，古代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的相互了解和交往自然要受到極大的限制。可以說，越往古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就越局限在上述地理界限以內；對這以外的地區，雖然也逐漸有所了解，但那多是間接的，因而也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而在界限以內，從秦長城以南的中原農耕地區發展起來的華夏/漢民族文明很早就輝煌燦爛并確立了對周邊民族的優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將華夏與周邊其他民族相區別，以華夏為尊的“華夷”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華夷”觀念遠在周代已經形成，秦漢以后，隨著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和儒家正統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就更加定型化并成為指導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和民族關系的準則。在傳統的“華夷”觀念中，“禮義教化之邦”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國”，中華皇帝作為“天子”恭承天命統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以外，則為“蠻夷”之地，其文明開化程度不能與天朝相提并論。但是，中華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蠻夷”愿與中國來往的，天朝從來都愿意接納并與之建立起宗藩臣屬關系。中華皇帝向它們冊封使其獲得對它們自己那塊土地的合法統治權，它們則要向中華皇帝進貢以示臣服。古代中國皇帝對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自己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賓服，“萬方來朝”的天下大一統局面。

“華夷”觀念中以中國為尊、天下一統的思想，在封建前期國勢強盛的時代，例如漢、唐時期，曾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擴大對外交往能夠充分滿足統治者“天朝上國”的心理優越感，因之也就有了張騫通西域、唐盛世敞開胸懷歡迎世界各地陸、海來客的開放時期。明初永樂、宣德時派遣大規模的鄭和遠洋船隊七下西洋，主要也是出于對外宣示大國聲威，展現中國天子“統馭萬國”、“四海一家”的盛世圖景。

然而，“華夷”觀念在本質上并不是外向的、進取的。“華夷”觀念固然強調華夏為尊、天下一統，卻并不主張對外擴張，而是主張“為國以禮”，用榜樣的力量“德”被天下，即所謂“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四夷自服”（注：《貞觀政要》卷9。）。“華夷”觀念區分中華與外夷，著重點是在維護中國自己內部的統治秩序。正因如此，傳統的“華夷”觀念在強調華夏為尊、天下一統的同時，還要求“嚴華夷之防”。在中國封建統治者看來，中國作為禮義教化之邦的內部統治秩序，即基于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貴賤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級制度和禮儀風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間劃分一條明確的界限，以避免中國內部的統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響，是絕對必要、萬萬不可含糊的。外夷只有在“傾心向化”，遵守中國風俗禮儀的情況下才會受到中國的歡迎、禮遇和優待；若不遵教化，無視或挑戰中國的風俗禮儀，那就是不開化的野蠻人，理所當然地應該被拒之門外。“嚴華夷之防”，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在對外交往中一以貫之遵循的準則，在封建后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正是在“嚴華夷之防”思想的指導下，明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幾乎把全部的對外貿易活動都置于政府統制的朝貢貿易體系之下，視一切中外民間交往和私市為非法；后期雖然允許民間海上貿易，也仍然有種種限制。清前期，由于外部形勢的變化，對“華夷之防”更強調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時期，西方國家與中國的交往漸多，其所代表的另一種不同質的文化在炮艦武力的護衛下如潮而來，頻頻扣門，而這種文化，至少在“奇技淫巧”方面不次于中國甚至更有過之。在這種形勢下，清朝統治者的華夏文明優越感就又同一種對異質的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懼和防范心理交織、揉和在一起，由是較之前代更加強調“嚴華夷之防”，千方百計限制對外交往。這一時期，清王朝在對外交往中尤其注重對中華體制的維護。無論是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關于是否允許中國教徒遵循傳統的敬天、祀孔、祭祖的禮儀之爭，還是乾隆、嘉慶時期頑固地把英國先后派遣的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個通商使團當作“貢使”，要求他們遵守中國制度向皇帝行跪拜禮，否則不予接待，目的都是要維護天朝的“法度”和“規矩”，是“嚴華夷之防”政策的具體體現，充分顯露出這一時期對外政策的內向和保守主義性質。

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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