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各城市外貿依存度(如何理解“兩城”建設的基本內涵)

中國有哪些外貿口岸

中國重要的外貿口岸有：上海、天津、大連、青島、連云港、寧波、廈門、廣州、深圳、北京（機場口岸）、滿洲里（陸上邊界口岸）、霍爾果斯（陸上邊界口岸）等。

外貿是指一個國家（地區）與另一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商品、勞務和技術的交換活動。這種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對運進商品或勞務的國家（地區）來說，就是進口；對運出商品或勞務的國家（地區）來說，就是出口。這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開始產生和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更加迅速。其性質和作用由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

貿易依存度亦稱“外貿依存率”“外貿系數”。一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一般用對外貿易額進出口總值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來表示。即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總額/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變化意味著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的變化。貿易依存度還可以用貿易總額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來表示。貿易依存度=貿易總額/國民收入總額。外貿依存度分為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出口總額/國民生產總值；進口依存度=進口總額/國民生產總值。

如何理解“兩城”建設的基本內涵

“兩城”建設是市委、市政府立足郴州實際，著眼長遠發展，作出的戰略決策。我們如何理解“兩城”建設的基本內涵呢？

（一）

從概念上解釋，建設湖南最開放城市，是相對于全省范圍城市體系中的其他城市而言的，指的是把郴州建設成為湖南省城市體系中最開放的城市。現在一般采用兩套指標體系來衡量城市的開放程度。一套是城市的區際開放度指標體系，主要指標有：區際市場依存度、區際產業分工度、區際資金依存度及流動度、物流與客流活躍度、勞動力流動程度、技術依存度與轉讓活躍度、國內旅游依存度及活躍度、信息流動性，以及人們的觀念開放性。另一套是城市的國際開放度指標體系，主要指標有：外貿依存度、外企依存度與企業輸出度、外資依存度與資本輸出度、國際旅游依存度與活躍度、國際人力資本流動度、國際教育交流活躍度、國際技術依存度與技術輸出活躍性、國際信息流動性等。如果這兩套指標的綜合評價值在湖南省城市體系中達到名列前茅，就可以稱得上是湖南最開放城市。

建設湘粵贛省際區域中心城市，是相對于湘粵贛三省交界區域城市體系中其他城市而言的，具體地說就是相對于韶關、贛州等城市而言的，指的是把郴州建設成為湘粵贛省際區域內經濟社會活動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綜合功能、起著樞紐作用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衡量區域中心城市的標準，主要是看城區人口規模、建成區面積、經濟總量、科技創新能力、社會事業發展程度，以及輻射帶動區域面積大小。建設湘粵贛省際區域中心城市，就是要使郴州成為這個區域內人口規模大、建成區面積寬、經濟實力強、科技創新能力發達、社會事業發展程度高、輻射帶動面廣的城市。

（二）

城市建設是一個綜合體，涉及城市、經濟、人文三大方面。因此，“兩城”建設的內容也包括這三個方面。

1、城市。包括城市規模、城市形態、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功能等。衡量城市規模，主要看人口規模和建成區面積。建設“兩城”，必然要求城市人口規模和建成區面積不斷擴大。到2020年，力爭郴州城區人口規模達到100萬人，建成區面積達到100平方公里。城市形態是城市空間構成的整體形式，是城市建筑密度、空間布局的綜合反映，包括道路網、街區、節點、城市發展軸線等要素。建設“兩城”應致力于打造“一體兩翼七組團”城市形態，形成大鵬展翅格局。城市基礎設施主要包括能源供應系統、供水排水系統、道路交通系統、郵電通訊系統、生態環保系統、防衛防災安全系統等，各個系統縱橫交叉、點線相連，支撐著城市生產與居民生活的正常運行。城市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等類型。建設“兩城”應致力于把郴州建設成為湘粵贛省際區域交通樞紐城市、新型工業化中心城市、區域文化交流和科技教育中心城市。

2、經濟。現代城市在本質上是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城市經濟包括企業、產業、市場等內容。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城市是企業的集聚中心。企業在城市中集聚起來，生產不同類型的物質產品，提供不同種類的勞務活動，從而產生各類產業。一個城市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產業的競爭優勢上；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主要體現在產業的綜合實力上。市場是城市經濟的空間形態、運行機制和經營環境的綜合體。“兩城”建設需要大力培育和發展各種類型、各個層次的企業，做大做強具有郴州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提高產業層次和實力，營造宜商宜業的市場環境。

3、人文。包括城市精神、城市習俗與生活方式、市民文化活動、教育與科技、城市治理方式等內容，關鍵是市民綜合素質。城市建設與發展過程，也是城市人文建設與發展過程。因此，人文建設也成為“兩城”建設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兩城”建設主要的內涵包括開放程度、經濟實力、承載功能、社會風氣、生態環境五個方面，“兩城”建設需要做好五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開放程度。在資源配置上，創新資源引進利用政策、機制和方式，打造資源集聚利用的載體和平臺，加大招商引資引智力度，激活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在產業發展上，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做大做強優勢產業，積極參與區際、國際產業分工，提高郴州產業綜合競爭力。在設施建設上，著力改善交通條件，營建現代物流園區，建設旅游景區景觀，促進人流、物流繁榮。在思想觀念和城市治理方式上，破除地方主義、諸侯主義的狹窄思想束縛，樹立開放開明的思想觀念，構建政府—社會—市民良性互動的城市建設與管理機制，形成經濟社會發展合力。

第二，增強經濟實力。一是要增強企業實力，包括自主創新能力、做大做強能力、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吸納就業能力，對區域經濟帶動能力等。二是要增強產業實力，把優勢產業做大做精做強，增加產品市場份額，提高產業經濟效益。三是要增強城市經濟總量實力，包括GDP總量，人均GDP、財政收入等，力爭這三個指標均超過周邊城市。四是要增強城市發展環境競爭力，形成有利于吸引、集聚各類經濟要素的環境條件，產生極化效應。

第三，提升承載功能。提高城市道路交通承載功能，提高商業服務承載功能，提高市政服務設施承載功能，提高教育文化體育設施承載功能。加強產業園區建設和其他功能區建設，提高城市經濟集聚承載能力。

第四，改善社會風氣。促進政治文明，構建政通人和的民主法治型政治格局。打造文明社區，促進社會和諧。提高市民綜合素質，培育文明市民，創建文明城市。加強治安管理，改善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全穩定。

第五，優化生態環境。增加城市綠地面積和生態水域面積，力爭實現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100%、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100%、工業污水處理率及工業固體廢物處置利用率100%，力爭空氣質量好于或等于二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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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國經濟重心向中西部轉移各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所體現的經濟學道理？

一、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重心轉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政府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適應各發展階段的具體社會經濟形勢,進行了三次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調整。根據區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將我國的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

(一)以經濟效率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總結建國以來區域發展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區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突破了原有經濟體制下生產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縛,充分認識到由于區位條件、產業基礎、投資效率等因素的差異,及資源因素的約束,認為全面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可能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實現,以及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區域發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觀必然性;認為按照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區域的發展也應該是有層次、分階段逐步進行的;認為在現有資源前提下,就應該先行發展具有絕對優勢、具有相對優勢且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重點地區和重點部門,優先發展那些具有較強增長優勢的地區,以取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增長速度,通過這些地區的發展及其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區域共同發展。

基于上述認識,我國在1978-1990年實施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的非均衡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區域政策重心開始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并以提高國家經濟綜合實力、追求經濟整體增長效率為目標,全國形成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的對外開放格局,以及沿海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地的梯度開放布局,對東部開放地區形成了與區域布局相對應的投資傾斜政策,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政策和優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的發展階段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差距逐步擴大,梯度轉移的區域發展戰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戰。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內陸地區與周邊國家發展的貿易關系而產生的新的機遇,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國加快中西部的資源開發,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日益嚴重等問題,使得中央政府在考慮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公平問題。所以,1990-1999期間,在促進沿海地區在繼續發揮其增長優勢的同時,國家加快了對中西部的開發開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線的經濟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過這三大軸線的經濟布局促進內地的經濟發展,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以此為標志,區域政策的重心由東部沿海地區的帶狀式發展演變為“以東部帶中部及西部”的軸線式發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決東西部的差距已經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區域政策的立足點,區域政策的重心必須放在區域之間的公平問題上。注重公平的發展階段經歷了西部大開發(1999-2003年)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2003年至今) 兩個時期。從“九五”開始,中央把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來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注重公平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正式啟動。以此為標志,中國區域政策的重心實現了第三次轉移。2003年10月,我國正式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計劃,2007年8月,我國又提出了建立東北經濟增長極的規劃,中央希望通過聚焦區域的發展,實現參與國際競爭與提高國際競爭力及降低區域差距。至此,我國最終形成了全方位的區域開發格局。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效應狀況

我國區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目標主要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率,為實現這兩個目標所執行的區域政策整體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等方面,其中又以經濟增長作為區域政策整體效應的主要評價指標。

從經濟總量上看,我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及相應的區域政策,應該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態勢,從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達到60.00%。與全國經濟增長的水平相比較,東部沿海地區基本上快于全國的速度,進而保證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8%左右的經濟高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經濟總量與整體實力逐步提高。與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比重基本上出現下降的趨勢,特別是中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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