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哈薩克斯坦與美國舉行貿易會談時間(中蘇戰爭的前因后果及詳細過程)

2019年9月到12月國外重要的時政大事有哪些？

1、加拿大總督帕耶特11日批準解散加拿大聯邦議會。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隨后宣布議會選舉競選活動正式開始，投票將于10月21日舉行。

2、英國政府11日宣布新的移民政策，將恢復已取消7年的國際學生畢業工作簽證，允許高校留學生畢業后留英生活工作兩年。

3、據聯合國網站11日公布的最新日程安排，第74屆聯合國大會將于本月17日開幕，聯大一般性辯論將于24日開始舉行，紐約聯合國總部還將舉行氣候行動峰會、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等多場高級別會議。

4、國家主席習近平11日在人民大會堂同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決定，雙方將本著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中哈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5、9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同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決定，雙方將本著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中哈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論中美關系對當前及未來世界格局的影響

新華網北京12月26日電2010年即將過去，世界又經歷了不平靜的一年。從地區形勢看，美國政治、經濟難題相互交織，歐盟重大改革開始啟動，中東局勢變數增加，朝鮮半島局勢堪憂……

新華社海外7個總分社的社長以筆談形式，對不斷演變的地區形勢展開評析。

亞太地區：地區關系因美國加快“重返亞洲”而復雜化

新華網香港12月26日電 2010年，在亞洲國際舞臺，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的身影頗為突出。在美國總統的出訪日程表上，到訪亞洲的時間最長；浩浩蕩蕩的美國艦群，不斷在亞洲海域炫耀武力。這一年，亞洲地區的國際關系，因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強勢向縱深推進而日趨復雜化。

“重返亞洲”的戰略，由美國政府2009年7月公開提出，旨在重新確立和提升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奧巴馬總統自喻為美國首位“心系太平洋的總統”，熱衷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希拉里國務卿深明遠意：“美國的前途與亞太地區的前途緊密相連，而這個地區的前途有賴于美國。”

奧巴馬接連在亞洲出席國際和地區會議，長時間訪問印度諸國，還在紐約召集美國—東盟峰會。今年11月，奧巴馬先后訪問印度、印尼、韓國和日本，其中在印度逗留時間長達4天之久，苦心推動與印度的伙伴關系。

希拉里出入亞洲更是頻繁有加。就在奧巴馬今年11月訪問亞洲數國前夕，她率領人馬踏步亞洲多國，推動美國“在戰略、政治、多邊、經濟和貿易方面參與亞洲事務”。幾乎同一時間，國防部長蓋茨也在亞洲活動。

有評論指出，美國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兵分三路同時出現亞洲舞臺，實為美國外交之少見。

美國“重返亞洲”言行并舉，外交軍事協同推進。美國不僅在阿富汗增兵，鞏固在亞洲盟國的軍事存在，而且在亞洲地區大肆進行軍事演習。7月底，美國海空集群駛入韓國東部海域，舉行美韓34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8月，美國航空母艦高調訪越駛入南海，緊接著美韓軍演又在日本海和黃海展開。年終歲尾，4天的美韓軍演剛一結束，8天的美日軍演隨即登場，規模是美韓軍演的6倍。

12月初的美日軍演，“喬治·華盛頓號”航母率領20艘戰艦集群，加上號稱“空中堡壘”的B—52戰略轟炸機等150架戰機，還有萬余名美國官兵參加。日本投入兵力超過3.4萬人，出動艦艇40艘、戰機250架。日刊強調，這是和平時期日本最大的軍事行動。美國持續在亞洲軍演，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戰略圖謀。國防部長蓋茨一言道白，美國“正在考慮重新調整美軍的全球部署，其中一項是增強對亞洲的駐軍”。

在加速“重返亞洲”進程中，美國直接插手亞洲國家間的爭端。無論是“天安號事件”、“釣魚島事件”，還是“南海爭端”、“湄公河資源利用”等問題，美國都積極介入。

美國在亞洲的所作所為，自然有著深刻目的。《紐約時報》評論說，美國正與日本和韓國恢復冷戰時期的聯盟關系，并在亞洲其他地區加強勢力。美國不僅要利用美日韓軍事同盟，構建美國坐鎮的東北亞軍事板塊，還試圖通過介入南海爭端加強與越南等國關系，形成美國主導的東南亞軍事領地。

歐盟：在陣痛中進入過渡期

新華網布魯塞爾12月26日電（記者劉江）2010年，歐洲的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化。以主權債務危機為重要標志，歐盟在一系列的經濟社會“陣痛”中，進入了由“后冷戰”向“后危機”時代過渡的重大轉折期。

今年年初以來，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不同程度陷入主權債務困境，導致金融市場動蕩，歐元穩定受到沖擊；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群眾抗議、示威乃至社會騷亂。危機最嚴重的希臘和愛爾蘭分別于今年5月和11月被迫尋求外界救助。目前，這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仍在蔓延，不排除加劇的可能。

歐元區“債務海嘯”表面上看是債務和金融問題，但究其深層次原因，則是歐洲經濟發展模式長期失衡的結果。首先，歐洲經濟一體化與貨幣一體化發展之間出現失衡。歐元區雖然使用了統一貨幣，但缺乏強有力的財政政策和紀律，在勞動力市場自由化和技術研發方面也相對滯后，致使歐盟地區勞動生產率多年來躊躇不前。

其次，歐洲經濟一體化與政治一體化發展之間出現失衡。歐盟經濟一體化起步較早、進展較快，但政治一體化卻舉步維艱、一波三折，這大大制約了歐元區的治理能力。再者，歐洲資本福利主義發展模式與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可持續發展需求之間出現失衡。長期以來，歐洲尤其是希臘等南歐一些國家片面強調“高工資、高福利、高補貼”，結果形成巨額財政赤字，導致政府債臺高筑。

為了應對這場危機，歐盟“標本兼治”，主要采取了四方面措施：一是出臺了1100億歐元的希臘救助機制和7500億歐元的備用救助機制，并從這套備用機制中拿出了627億歐元救助愛爾蘭；歐洲央行繼續向金融機構補充流動性，并購買歐元區國家國債；二是歐盟各成員國尤其是債務危機國家大力緊縮財政；三是推行體制機制改革，通過強化財政紀律、新建宏觀經濟風險監測機制、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建立持久性危機應對機制等，完善歐盟尤其是歐元區經濟治理；四是制定以“靈巧增長”、“可持續增長”、“包容性增長”為目標的10年經濟發展戰略，通過改變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以求加快經濟復蘇并促進新一輪增長。盡管遭遇主權債務危機，今年下半年以來歐元區及歐盟經濟仍出現了明顯復蘇勢頭，全年總體表現好于預期。最近，歐盟委員會大幅調高了今年的增長預測，其中歐元區今年經濟增長率由春季預測的0．9％上調至1．7％，歐盟由1％上調至1．8％，而去年歐元區和歐盟經濟都是負增長。不過，目前歐洲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截至今年10月，歐元區失業率已攀升至10．1％，創近10年來新高。另外，歐盟各國復蘇進展不平衡，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等國仍將是負增長。

去年12月《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但一年來歐盟政治一體化仍舉步維艱，進展不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歐盟領導層及各重要機構以及各成員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應對債務危機、消減開支、控制失業、促進復蘇等緊迫經濟問題上，政治一體化問題被“邊緣化”。

第二，《里斯本條約》確定的“歐盟總統”與歐委會主席、輪值主席國領導人之間，歐洲議會與歐委會、歐洲理事會之間，歐盟及其下屬機構與各成員國政府之間，權力再分配仍處于初始階段，相互關系遠未理順；領導崗位和機構職責不清、分工不明影響了歐盟工作效率。

第三，在處理債務危機、金融改革和解決族群矛盾等重大問題上，德國、法國、英國等歐盟大國堅持本國利益優先、“主權讓渡”有限，甚至與歐盟高官公開發生“口水戰”，這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歐盟政治一體化的氛圍。

第四，歐盟力圖“用一個聲音說話”以提高其國際地位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成效。在二十國集團、八國集團及其他一系列國際多邊外交場合，英、法、德等歐洲大國的地位和話語權仍高于歐盟；美歐峰會一拖再拖，俄歐峰會虛多于實，熱點外交進展鮮見。在過去一年中，雖然歐盟一體化外交遇到各種困難，但也有可圈可點之處。比如，歐盟“外交署”最近成立并正式運行。“外交署”對分屬于歐盟各機構以及27個成員國的外交權力和資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將有助于鞏固和拓展歐盟的重大利益以及國際影響力。

2010年歐盟對外開拓的另一個亮點，是大力提升外交戰略水平。歐盟領導人認真反思了當前囿于戰術而疏于戰略的做法，認為外交戰略的缺失嚴重制約了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歐盟已明確將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非等作為自己的“戰略伙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主張將來把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烏克蘭和韓國等也列為“戰略伙伴”。此外，歐盟還把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經貿合作以及移民和簽證等問題明確界定為“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

2010年，歐盟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更趨活躍。歐盟著力發展大國關系，與中、美、俄、日、印等分別舉行峰會；強化地緣戰略，鞏固和發展“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繼續向東南擴展，穩步整合“西巴爾干”，并積極推動與中東、北非等地區國家的戰略合作；強調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分別與拉美及加勒比、非洲以及東盟等舉行峰會或部長級會議。歐盟在伊朗核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最近阿什頓代表“5＋1”與伊朗首席核談判代表賈利利舉行了會談。

在最近發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歐盟承認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爆發后，這一全球最大的區域性國家集團進入了一個重要“過渡時期”。過渡意味著不穩定因素乃至重大風險可能隨時隨地凸顯；在危機中過渡，更使已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歐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驗。在新的一年里，歐盟將面臨各種新困難、新問題，歐盟也會進一步深化經濟、內政、外交、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以盡早走出經濟衰退，并加快政治一體化步伐，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加重要作用。（本文作者為新華社歐洲總分社社長）

中東地區：局勢起伏跌宕前景難測

新華網開羅12月26日電（記者李紅旗）2010年，中東局勢起伏跌宕，熱點問題非但沒有降溫反而平添變數。巴以和談受挫、伊拉克民族和解和戰后重建舉步維艱、伊朗核問題久拖不決、蘇丹南部公投前景坎坷。國際社會對中東的關注一刻沒有放松。

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4月和6月先后在伊斯坦布爾和開羅向伊斯蘭世界示好，聲稱將竭盡全力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幫助中東地區人民實現和平發展的良好愿望。之后美國高官頻頻出訪中東，先是促成巴以間接會談，后于今年9月初啟動了間隔20個月之久的直接談判，但兩輪艱難交鋒下來，邊界劃分、難民回歸和耶路撒冷地位等棘手問題無一突破，猶太人定居點擴建問題更是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

為打破僵局，美國又提出向以色列提供20架先進戰斗機和在聯合國阻止對以色列不利提案，以換取以色列延長90天定居點限令，遭以拒絕。美國日前不得不宣布，其打破定居點僵局的努力失敗。盡管美國聲稱不放棄中東促和的目標，但中東和平取得實質性突破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

中東和平進程裹足不前的癥結主要在于，美國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繼續采取遷就政策。以色列右翼政府當政，對美國的促和壓力軟頂硬抗，而美國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不愿向以色列增壓，屢屢從原持立場后退。

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自8月底從伊拉克撤出戰斗部隊后，伊拉克安全局勢并沒得到徹底改善，爆炸襲擊事件屢屢發生，民族和解進程接連受挫，戰后重建荊棘載途。今年3月伊拉克議會選舉后，政府組閣僵局歷時8個月之久，各政治派別最終于11月達成協議，新政府也于12月21日正式成立。不過，伊拉克的的局勢恢復穩定和經濟復蘇仍需時日，外來勢力的干擾和影響將使伊拉克百廢待興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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