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唐朝海上對外貿易(唐朝對外交流從海陸出發)

唐朝時期的對外貿易情況怎么樣？

唐朝這一個朝代是歷史上一個文化高度集中的朝代，在這一個歷史時期內，唐朝獨有的文學形式詩歌達到了頂峰的狀態，而且還涌現出了數以千計的詩人，在唐朝所產生的一首又一首的詩歌也成為了流傳后世的寶貴財富，深深地影響著現在的我們，對我們造成文化上的熏陶。唐朝的對外貿易也是非常繁榮的，唐朝修建了海上的貿易道路，而且還積極的推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交往，所以唐朝的經濟實力也是非常豐厚的。

一、海上絲綢之路

在唐朝之前的朝代，修建了陸上的絲綢之路，這一條絲綢之路拉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來往關系，中原的茶葉，綢緞等貨物紛紛運往國外，而西域的一些珍寶，特產等等也運往中原，但是隨著戰爭的出現，陸上的絲綢之路已經破敗不堪了，失去了當時的輝煌和風光，等到了唐朝的時候，陸上的絲綢之路已經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了，于是唐朝的統治者就修建了一條海上的貿易通道，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二、對外開放的政策

在唐朝，統治者的思想是比較開放的，而且統治者的思想也比較先進，開始積極的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唐朝的統治者并沒有故步自封，而是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積極的對外交流，事實證明，統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確的，因為積極的與其他國家建立友好的關系，所以一些少數民族都沒有來侵犯唐朝的國土，因此也就維持了唐朝數百年的安穩和和平局面。

三、達到頂峰

唐朝的對外貿易應該算得上是所有朝代中最發達的一個朝代了，所以說唐朝的對外貿易和對外交流處于頂峰狀態也不為過。唐朝在國內設置驛站，促進了國內的經濟和貨物交流，除了資金在國內流通之外，海上絲綢之路和對外開放的政策也促進了資金的對外流動。唐朝的經濟實力變得越來越深厚，在經濟實力的基礎之上，人們的生活也是紅紅火火，人們安居樂業，一片祥和。

唐代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發生了哪些變化？

唐代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的變化主要是：開始從陸路貿易為主轉為海路貿易為主，再由以海上貿易轉為海禁。

漢朝的絲綢之路開啟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在隋唐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以絲綢之路為主的路上貿易，主要貿易國家也是在絲綢之路周邊的國家。而隋唐以后因為陸路的交易通道受到了少數民族的阻撓，陸路貿易越發困難。再加上當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提升，人們逐漸將對外貿易的目光轉為海路貿易。唐朝政府也隨之設立市船司來監管水路貿易。因為少數民族的阻撓，唐朝開始加大對互市的監管，而對于海路貿易開始加大扶持，鼓勵、開放海上貿易。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從漢代、唐朝、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等六個方面進行闡述。具體如下：

1、漢代

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

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

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

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它們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3、兩宋

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4、元朝

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5、明朝

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

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由于長期與世隔絕，中國逐漸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擴展資料：

對外貿易的作用

唐朝對外交流從海陸出發

一）、遣唐使來華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節，他們往返于中日之間，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與學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數、作用等。

因這時唐朝正值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其經濟文化處于世界的先進地位，而此時的日本則處于奴隸社會瓦解，封建制度確立、鞏固的時期。唐朝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有利于促進日本社會的發展，對日本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再加上當時交通比前代有所發展，為雙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紹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貢獻的日本歷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呂；空海在中國是怎樣成為著名的學問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貢獻？引用王維和李白的詩歌來突出他們與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書監晁衡卿還日本》王維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李白的詩見書

（二）、鑒真東渡

看“鑒真坐像”圖和“唐招提寺鳥瞰圖”教師簡介鑒真生平，引導學生討論“為什么鑒真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尊敬？”然后閱讀郭沫若的詩“鑒真盲目航東海，一片精誠照太清。舍己為人傳道藝，唐風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貢獻？

教師講解：玄奘西游學佛和玄奘學佛后堅決回國的史實，以引導學生學習玄奘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執著追求和熱愛祖國的精神。

三、鞏固小結：教師簡要對本節課內容作一小結。然后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唐朝與周邊各國的交流得到發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學習本課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當時世界上大國，具有先進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會環境、繁榮的經濟、光輝燦爛的文化，是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實行較為開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學習玄奘和鑒真的優秀品質；認識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地位，感悟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體會中外交往可以促進雙方的發展，從而聯系現實認識對外開放的重大意義。

唐朝是陸路對外交通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長足進步，并取代陸路交通在對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時代。由于唐朝對海外的影響，在宋代時，東南海外諸國在與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將宋朝管轄下的中國地區稱之為“唐”[1]。歷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東南亞各地，一直將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物事稱之為“唐”。不僅以“唐”作為“中國”之地的代稱[2]，而且稱中國人為“唐人”[3]，中國姓氏為“唐姓”[4]，中國衣飾為“唐衣”[5]，中國商船為“唐舶”或“唐船”[6]，而從舶上轉販得到的中國貨物則被稱為“唐貨”[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習稱的“漢語”，也被宋代海外諸國目之為“唐語”[8]。中國人留居海外一年不還，稱之為“住蕃”；而外國人在中國逾年不歸，則稱為“住唐”[9]。沿襲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華人仍然自稱為“唐人”，華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稱為“唐人街”，而華僑則將祖國稱之為“唐山”。歷時千載，綿綿不絕。唐朝在海外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而這種影響是與唐朝發達的海路對外交通是分不開的。

第一節 海路交通的發展和繁榮

唐朝海路對外交往的發展，首先表現在海上交通路線的開辟與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數和航海路線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強，形成了南海交通發展和繁榮的局面，并表現出了取代陸路交通地位的趨勢。較之前代，唐朝人對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準確。與此同時，唐朝通過黃海和東海海域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為東亞漢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條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交通的發展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區間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們充滿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無法超越浩淼無垠的波濤的阻隔，對海洋彼岸的心馳神往，提供了人類探索大海的恒久動力。早在先秦時代，中華先民就已經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術，廣州發現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顯示了當時海上交通的水平[10]。《漢書》詳細記載了漢代遠海航船從徐聞、合浦通往南海諸國的航程[11]，這時中國的航船已能夠到達印度東南沿海和斯里蘭卡。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約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銀盒、金花泡飾、象牙及香料等西亞或南亞的物產[12]，廣州橫枝崗2061號西漢中期墓出土的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等[13]，都證明了秦漢時代海上貿易的存在。

東漢安帝永寧元年(120年)，緬甸撣國國王雍由調遣使者入朝，朝貢使中有精通魔術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漢書》中明確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漢代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這位羅馬帝國的魔術師當是由海路至印度、緬甸，然后輾轉來到洛陽的。海西幻人的到來，溝通了中國古代與歐洲的交通。廣州第4013號東漢前期墓中出土的鏤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這一時期從南亞經海路傳入的舶來品[15]。三國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揚帆出海，游歷南海諸國，“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16]。歸來之后，兩人根據見聞分別撰寫了《扶南異物傳》和《吳時外國傳》，加深和豐富了對從中國南海到東南亞，越阿拉伯海，以至紅海港口的古代航線的認識。

隋朝統一之后，煬帝派遣眾多使臣出使異域，大業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應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大業六年（610年），經交阯返回。常駿一行到達赤土國界時，國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歸來時，又遣王子那邪迦隨貢方物，隋朝使節赍物五千段贈與赤土王，而赤土國也向隋朝貢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金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19]。在增進雙方了解的同時，加強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根據常駿等人的行程寫成的《赤土國記》(二卷)雖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書·南蠻傳》赤土國部分摘錄了其中部分內容，豐富了當時和后世關于南海歷史、交通的知識。

古代載籍對民間海上交通記述很少，與東晉一樣，對唐代海上交通狀況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佛教僧眾西行求法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唐朝前期海陸交通的了解，主要是從僧人義凈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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