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唐宋明對外貿易路線的不同(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主要商品有那些，往國內輸入的主要商品有那些)

唐朝到宋朝中外貿易路線有何變化,為什么？

唐朝對外貿易主要從陸路進行，銀漢在開辟的絲綢之路，沿途做生意買賣，唐朝也有海外貿易，只是剛起步，還不太發達。原因：唐朝國力強盛，威服四夷，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加之唐朝航海技術還不是很發達，所以更注重從陸路對外交往。

宋朝的海外貿易除陸路外還開辟了水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原因：宋代國力積貧積弱，周圍少數民族政權更是虎視眈眈，陸路交通不暢，指南針的運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使其更注重海上交往。

擴展資料：

對比唐宋經濟的發展表現，發現了什么問

1、春秋戰國時期：

由于鐵犁牛耕的出現，大大解放了人們的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當時士的地位得以提高，出現了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百家爭鳴。

重點：鐵器的使用和牛耕技術對社會生產的促進作用。

2、漢朝經濟：

表現為人口的大量增長，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農業、手工業發展迅速，商業和貿易和中央集權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該時期，貨幣的鑄造水平和流通速度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從而奠定了穩定的貨幣體系基礎。絲綢之路也促進了漢朝和亞歐各國的貿易和貢品往來

重點：漢朝休養生息的政策恢復了民力，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建立。

3、唐代經濟：

初期，社會經濟以自然經濟為主，商品經濟處于復蘇階段，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較好地適應了小額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隨著貞觀末期，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及唐玄宗時期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逐漸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現在絹帛作為貨幣因體大物重、不便分割、難于運輸儲藏等缺點開始不受市場歡迎，絹帛作為貨幣的職能趨于衰退，商品交易趨向喜歡使用更高一級的銅錢作仲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銅錢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營鑄幣不能滿足這種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銅錢短缺的日益加劇，又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銅錢的私鑄和濫鑄，造成了物價波動、貨幣流通不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的混亂，對國家財政制度造成威脅。

唐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并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于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海外貿易開始興盛，中國沿岸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等城市，因與蕃舶互動頻繁，如雨后春筍般興盛起來，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為因應海上貿易的新形勢，唐代還特別設置“市舶司”，用來管理蕃舶的進出以及征稅事由。海外貿易的數量，自此不斷成長。

唐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處于成長的胚芽時期。長安、洛陽、蘇州、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在當時世界上是十分發達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道路遍布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為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一百六十六所。

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紙業和造船業：民間普及飼養桑蠶，開辟用竹造紙，制造人力腳踏輪船。越州越窯燒制出的秘色瓷是唐朝后期南方陶瓷業的杰出代表。

重點：因歷史原因出現的貨幣政策，商品經濟處于初級階段，因為比較平和的政策陸路和水路貿易的繁榮和手工業的發展。

4、宋代經濟：

城市商業繁榮。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到了南宋時期，當時的臨安城在商業繁榮呈上來講，與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形成了三級市場網絡體系。宋代的商業繁榮不但體現在城市，而且表現在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上，小販、貨郎走街竄巷，活躍了農村市場，豐富了農民的生活，

貨幣領域里，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最后，兩宋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

重點：早市和夜市、最早紙幣交子的流通，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5、元代經濟：

農業方面 少數民族統治且不漢化 土地兼并的問題嚴重在此方面對經濟無促進作用 主要是商業 色目人在元朝地位僅次于蒙古 元朝的大都，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當時國際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東西方很多國家的商隊和使團。

因此受上述經濟利益吸引 揚州泉州溫州等外貿港口商業繁榮 再加之大運河的改修 元朝統治最遠遠達奧地利的影響 景德鎮制瓷中心的出現 使得中國物產產品遠銷海內外 大概就這樣了

重視商業，一大特點是對許多商品采取專賣手段壟斷經營；另一特點是斡脫（合伙）商人的活躍。商業繁榮帶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鈔的出現。

6、明清時期經濟特點：

地區性的商業中心的形成和出現.各地市場聯系密切,地域分工趨勢顯見。

城鄉商業繁榮,普通集市的廣泛分布。

各地商幫活躍.明清時期,不僅從商人數增多,而且出現各具地方特色的不同的商業集團即商幫，生產走向專業，分工明確，生產效率提高。

對經濟的干預在慢慢減弱。

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太平洋絲綢之路 跟我說一下前后出現的時間 各自的特點 目的

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

陸上絲綢之路以西漢都城長安（今西安）為起點，[1] 東漢時期以都城洛陽為起點，[2] 跨越隴山山脈，穿過河西走廊，通過玉門關和陽關，抵達新疆，沿綠洲和帕米爾高原通過中亞、西亞和北非，最終抵達非洲和歐洲。[3] 海上絲綢之路則以中國東南沿海為起點，經陸路絲綢之路

目的：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準備聯絡被匈奴從河西趕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夾擊匈奴。渴望為國建功立業的張騫，毅然應募。

經過：公元前138年，他帶著百余名隨從從長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11年。他不忘使命，設法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那時大月氏西遷已久，無意再與匈奴打仗。張騫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見聞，以及他們想和漢朝往來的愿望。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率領使團，帶著上萬頭牛羊和大量絲綢，訪問西域的許多國家。西域各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漢朝和西域的交往從此曰趨頻繁。

西域都護的設立： 西域各國紛紛歸附漢朝。公元前60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班超經營西域： 公元73年，東漢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達波斯灣。166年，大秦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優點：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我國當今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利用。

商品交流

文化交流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于敦煌。造紙術曾經為中國古代科技領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種技術似乎只有東亞及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紙制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工業的證據。很多人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為歐洲及中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殘酷的：唐朝與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于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區沙漠密布，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系的。天山與昆侖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積聚在山腳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于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用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雕版殘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國。這說明印刷術在唐代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期，不少歐洲旅行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并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圣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出現，令這種便于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東漢初期，佛教自于聞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于佛教傳人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據此，佛教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于闐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干、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于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后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后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后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

從西方到東方絲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漸不受注意后，間接刺激了歐洲海權興起，馬可·波羅的中國游記刊行后，中國及亞洲成為許多歐洲人向往的一片繁榮富裕的文明國度。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中國，并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1492年，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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