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唐宋時期海外貿易發展的延續與變革(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特點是什么？)

唐宋轉折論析——從唐宋科技之變說起

【 唐宋轉折論析——從唐宋科技之變說起 】

一、唐宋轉折論

依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劃分歷史階段是歷史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 ’，研究歷史就是要明了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臺灣《中國通史論文選》）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所謂變，有同質之變，有異質之變。同質之變是性質統一下的內部顯著改變；異質之變體現了根本性的變化。

“簡單地說，唐宋之間，是由大領主制向地主制轉化的時期，其變化之巨，并不亞于春秋戰國之際的轉變”（張其凡《關于“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其巨大轉變大致可以從五大方面進行概括：

“政治上，由貴族政治轉變為獨裁政治，法上大夫，禮下庶人；經濟上，由國有土地制度轉變為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部曲制變為佃戶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文化上，由貴族文化向庶民文化轉變，詞、曲等“下里巴人”的東西相繼登上大雅之堂，成為時尚，小說的地位也隨之提高；思想上，追求理想、講究仁義的孔孟儒學，演變為講究實際、崇尚道德的理學；在社會風俗上，等級界限被突破，求新、求變成為社會潮流。這一切，不僅構成了宋代社會的全新風貌，而且奠定了其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習俗基礎 。”

唐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從古至今、從中到外，這在史學界已經成為不爭的共識。經過歷來研究，這種“變”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可謂面廣、量多且尤為顯著。所以，有著諸如“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日本）、“新傳統時期”（英國經濟史家R.H Tawney）、“新局面”（陳寅恪）、“較之前代莫不有變”（錢穆）、“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王國維）、“決定性變化”（劉子健）、“劃時代之一段”（金毓黻）、“重要的轉折時期”（葉坦）、“歷史時代的轉折”（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張邦煒）等在各個維度進行考量、推理、評證的結果。

雖然在史學素材或方法的運用上各有側重，但總體認同趨向都是唐宋之大變動，達到了某種或某類的“轉折”或“變革”（根本性改變）的程度。但這一大變到底是“轉折”還是“變革”，或者究竟是“同質”還是“異質”？這就是分歧所在。

二、唐宋科技之變

可惜的是，歷來唐宋研究多關注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而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研究卻得不到史學家的足夠重視。

自內藤湖南及其弟子“唐宋變革說”提出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從多個維度掀起唐宋歷史研究熱潮，討論唐宋間的巨大變化，有的甚至將此期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提并論。

但是文藝復興讓西歐資產階級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一個階層能否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其判斷標志就是他是否具備獨有的思想武器。中國古代商人無法改變社會走勢，其原因就在于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使得他不僅無法脫離舊勢力的影響，反而需要依附舊勢力，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有錢了，但腦子里想的還是舊東西。所以，地理大發現奠定了資產階級的物質基礎，而真正讓西歐資產階級脫穎而出去改造舊秩序的，就在于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大解放。

可以說，就階層與思想兩方面來說，唐宋時期都不具備“文藝復興式”的改變程度。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唐宋時期，中國的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達到了一個較高水平，英國的伊懋可和美國的郝若貝甚至稱宋代為經濟革命時期，法國學者白樂日和中國學者束世澄則把宋代視為資本主義早期。可是，唐宋時期并不存在發生質變的經濟基礎。

中華文明是一種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西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東南大海的天然地理屏障一方面使人們難以逾越、一方面造就了回旋余地較大、適合農業經濟發展的安定環境。因此，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一直是“封閉性”中國發展、衍生、統一、融合的重要基石和主導經濟。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主導經濟在唐宋時期得到長促的發展和階段性提升，離不開科技的力量。正是有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夠促進經濟和文化的蓬勃發展，而發達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又會反過來加速科技更上一層樓。

1、照亮世界的唐宋科技之光

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說，中國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唐中期到兩宋，是這一時期的一個高峰，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羅盤針，就出現在這一時期，并迅速轉化為商品，帶動了社會文化經濟的全面騰飛。

傳統農業社會性質，決定了農學和與農學關系密切的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等，是古代中國科技的主要方面。

唐宋時期，農業技術和水利工程得到了空前發展，涌現了傳統步犁的基本定型曲轅犁、“智慧農業”水車（“筒車”）、“育秧播種”技術、茶葉專著《茶經》、農學著作《陳甫農書》、《菊譜》等各種動植物譜系。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的模式》詳細研究了 13 世紀中國農業達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農作物的品種及引進和改良、灌溉體系、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認為宋代中國已經發生了農業革命，南方成為全國的糧倉，大運河猶如一道商業通道，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的農業生產率。

出于農業生產和歷法制訂的需求，唐宋天文地理取得多項突破。僧一行（本名張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他精通佛學、歷法、數學和天文，是世界上最早準確測量子午線長度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恒星位置變動的天文學家；他臨死前編成《大衍歷》的草稿，日后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歷書。宋代，“水運儀象臺”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新儀象法要》直接影響了100年后歐洲的天文學；《數學九章》最終解決了數學高次方程有理數根和無理數根的近似計算問題、一次同余問題、三斜求積問題等，成為影響世界的數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有《括地志》、《海內華夷圖》、現存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總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影響巨大。

唐宋時期，有專門的醫科大學，王安石變法時設立了專門的醫學教育機構“太醫局”，醫療行政機構已經比較完善。出現了唇裂修補術，木制假眼、用汞合金來制作假牙等“黑科技”外科手術。“藥王”孫思邈將歷代歷朝的醫藥成果都總結進了《千金藥方》中，成為醫藥學傳世經典。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圣針灸銅人”是北宋醫學“針灸”的重大創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本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標志著仵作檢驗制度的建立，西方第一本法醫學著作《醫生的報告》在300年之后才出版。

此外，沈括所撰寫的《夢溪筆談》絕對稱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之著作，它是宋朝科學技術的全面總結。《夢溪筆談》所記錄的許多科技成就可以列為世界第一:根據化石推斷古代氣候的變遷，比西歐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蝕學說闡明華北平原和雁蕩山的成因，比西方類似學說早700年；他的新歷法比與它相似的歐洲肖伯納農歷早800年；沈括計算出圍棋棋局總數是3的361次方，并且估計出它的布局方式如果用數字表述出來，得寫幾十個萬字，更是古代世界絕無僅有。西方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稱贊這本著作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與里程碑”，而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唐宋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巔峰時期，特別是宋代，出現了科技創新密集期，在數學、天文、歷法、地理、物理、化學、醫藥、農學、水利、建筑、冶煉、采掘、機械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水平。

2、唐宋科技繁榮的背后

 “科技進步是經濟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推動力” （鄭學檬、徐東升《唐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

唐宋時期，出現了大量大規模的手工工場。產業聚集現象開始出現，如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基地、成都的絲織業生產基地、徽州的造紙業生產基地、杭州的圖書出版基地等，都帶動了產業的創新升級。市場經濟的興盛同時帶動了貨幣經濟的發展，抵店、柜坊形式的金融產業開始出現，飛錢、便錢類似匯票的金融業務萌芽并發展，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是在北宋產生。金融行業和金融資本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財富的聚集和各產業的擴大。

市場和科技的合力，還帶來了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唐宋時期，農業內部分化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作物種植的比重持續上升，工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帶來了稅收結構的深刻變化。北宋至道末（997年）、天禧末（1021年）、熙寧十年（1077年），農業稅和非農業稅的比重分別為為60：40 、40：60、28：72，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并持續上漲（這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稅比重最高的時期，明清之后農業稅比重有了很大反 彈 ，達到 70% 以上。）。

以上種種最能成為“唐宋變革論”、“唐宋近世說”等社會“變革”理論的有力支撐。

三、唐宋科技繁榮的實質

對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有一個永恒的命題： 中國為何沒能獨立發展出資本主義，憑借自身打開近代化的大門？

科技的繁榮的確巨大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新型社會因子的誕生，但唐宋科技繁榮歸根結底是基于農業生產需要、農業社會發展和在此基礎之上的統治力量的穩固的產物。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大國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技術發展的道路，影響了中國古代經濟的塑造。基于農業生產的技術發展、經濟制度和商品經濟塑造了中國古代的基本經濟模式。

在傳統的“以農立國”的生活方式中，國家機器的制度取向是“勸農”，與農產品加工有關的手工業特別發達，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基礎性作用的農業、水利技術，也能得到充分發展。但總的來說，釀酒、制糖、榨油等各行業基本上停留在家庭副業階段，作坊式生產除了官營之外在民間還不普遍；生產技術的經驗性很突出，技術本身并不成為商品，只是個人技能，擴散力不強，不易很快成為規模生產力；重政輕技、重道輕器的文化傾向也使得統治者和民間對科技的重視也局限于實用層面，這在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等各方面技術成就中無不體現，四大發明也都是技術性發明，非科學理論的創新。

如前述，宋代商品經濟出現了高度發展。但事實上，統治者重農意識較前更甚。據脫脫《宋史》記載：“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谷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更加牢固。中央集權的宋代強化“重農抑商”政策，改變賦稅結構，使商稅高于農稅，同時在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進行壟斷，興辦官方舶務，嚴格限制地方海外貿易，宋代的海外貿易主要是官方的壟斷貿易（張文芳《試論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自我障礙》）。宋代商品經濟呈現出以官營為主導、私營為補充，相互牽制、共存一體的態勢。所以，在宋代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商品經濟，只是必要時的補充，不是也不能成長為農業自然經濟的否定因素，更不可能瓦解它而成為主導，從而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它不可能催生社會發生質變。

綜上所述，中國至唐宋以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是經驗，最看重的是實用，由此而需要的科學技術也具有實用性，且大多是服務于農業和手工業，服務于強化大一統的統治力量。唐宋的科學技術較前后而言都是空前的，但絕不是獨立的。正如中華五千年文明綿延不絕一樣，唐宋科技也可以說是“承前啟后”性的，且是處在一個制高點上。換言之，較前期而言，唐宋科技是在自然經濟發展需要的大框架下，連續發展、同質延續、水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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