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導論論文500字(上海財經大學哪些專業最值得讀？)

計算機專業導論心得500字?

像這種，計算機專業導論心得，有關于你把它寫成一個，500字左右的文章出來，我覺得只要你發揮你的想像力還和你的創意，結合實際情況，來寫的話應該是很好寫的

如何認識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這樣的論文該怎么寫呀？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

90年代末以來，由于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經濟結構的調整逐步加快，國企改革開始進入攻堅階段，因而導致下崗人員增多，就業壓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和敏感話題。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響如何？我們應采取怎樣的對策？這些問題不僅成了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焦點，而且也引起了經濟界的深層次對話。

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現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體制和收入分配的規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18.3倍，剔除價格因素，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3.84倍；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16.9倍，剔除價格因素，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1978年的4.83倍。與此同時，居民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比較迅速，全面擴大已經為社會各界所承認。其具體表現和特點為：

1、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圍內。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部門依據城鎮居民經常性調查年度資料計算，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1978年為0.16，1999年則上升為0.295，上升了13.5個百分點。從其發展階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幾乎沒有發生變化；1985至1994年城鎮居民收入高速增長，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基尼系數1994年達到0.3；1995至2000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基尼系數出現徘徊狀態，變化不大。就此統計數據而言，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總體水平低于美國，與國際比較屬中等水平。但這與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較大差別，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瞞報的情況。比如1999年三季度國家統計局聯合有關部門對15萬戶城鎮居民基本情況的調查顯示，用1999年8月份戶人均計算的基尼系數達0.354，明顯高于0.295。另外，由于受持續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響，居民家庭之間的財富占有情況更為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份調查報告提供的數據，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擁有金融資產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資產量的55.4%，而最低20%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還有一些調查報告顯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盡管從目前統計數據可以得出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圍內的基本結論，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實際的基尼系數是高于這個數的，有必要引起重視。

2、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比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沒有城鎮快。根據有關人員的計算，農村居民基尼系數1978年為0.21，1998年達到0.34，提高了13個百分點，絕對水平高于城鎮，增速慢于城鎮。

3、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為明顯。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1978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3，1988年為0.382，1995年則達到0.445，已超過國際上認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據1994年有關部門計算的城鄉合計五等分組資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而最貧窮的20%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4.27%，已經接近或相當于美國的水平。且不論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鄉收入比為2.79:1,這一水平僅次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即1994年的2.86:1。由于農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要作為下一年的生產性投入,因此，實際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突出。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目前的城鄉收入比已經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城鄉差距水平。可以說，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4、地區差距十分明顯。目前無論是城鎮居民內部，還是農村居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顯的。從城鎮內部的情況看，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浙江等沿海省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2.52倍。從農村內部的情況看，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低，各地發展差異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轄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為3948元，分別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區的4.13和3.02倍。如果細劃區域的話，那么這種差距將表現得更為明顯。根據我們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國的數據判斷，我國的地區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5、行業之間差距進一步擴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收入行業的收入比為1.3：1，1999年上升為2.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個行業是：采掘業、科研技術和地質水利，收入最低的三個行業是：制造業、農林牧漁和商業餐飲；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個行業變為：房地產、金融保險和科研技術，收入最低的三個行業變為：商業餐飲、社會服務和采掘業。而且這種差距與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沒有關聯，完全是行業性質所決定的。

6、工資外收入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據有關部門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占總收入的45%左右，對總差距的貢獻率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組外，其他收入組占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當于其在總收入中的比重，說明工資性收入一直發揮著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們注意到，工資外收入已經占到總收入的55%左右，對總差距的貢獻率達到近60%左右，超過了工資性收入的貢獻，說明工資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總體差距的主要因素。當然，工資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組，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組別。

此外，居民收入差距還體現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企業類型及所有制區別等等。

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形成的原因

對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我們認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從合理因素方面講，主要有：

1.個人素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能力的大小是與收入成正比的關系，能力越強，收入越高，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其創新進取的積極性。目前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具有合理知識結構、良好的敬業精神、發現機會的能力和把握機會的勇氣、良好的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等優秀品質的高素質的人。應該說，以此而起的個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

2.市場競爭產生的影響。經過20余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基本確定，市場已經成為配置資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領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的計劃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體系。因此，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經濟組織因競爭能力的差異、勞動貢獻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擴大是必然的。由競爭形成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領域的差距是經濟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3.新型行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注意到，近年來由于傳統行業的競爭能力下降，加之市場空間狹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業如IT業等發展很快，職工收入水平也比較高。其實這也是市場競爭、獲利能力大小差別所致，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發展基礎和自然稟賦的差距。在不同地區之間，無論是不同地區城市還是不同地區農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各種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都極為突出，這些差異很大的起點對競爭結果的影響顯而易見。無論是經濟發展差距還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實上從一開始就被大致確定了。而且，不同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基礎條件及收入差距通常還會形成很強的“馬太效應”，越是發達的地方，其聚集資源的能力越強，發展潛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礎條件差的地方則相反。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擴大不可避免。應該說，因發展基礎、自然稟賦等差距導致的競爭起點差異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普遍存在，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不平衡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這其中有其一定的內在規律。

1.各種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程度和范圍都在迅速擴展。從主要環節看，由資金、物資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轉讓、工程建設的發包承包、產品的購銷與集體的消費（回扣）等環節，現在正向國有企業產權變動擴展。從產生權錢交易的部門看，由經濟管理部門擴展到工商、稅務、海關、公安等執法部門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服務部門，甚至開始向組織宣傳等政治領域滲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劇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據有關部門估計，當前我國千萬、億萬富翁不乏其入。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目前全國各地偷稅、漏稅問題十分嚴重。有關專家指出，我國各類經濟組織和個人對國家稅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別是：國有經濟為40%，鄉鎮經濟50%，個體經濟為70-80%，從而導致我國稅款流失總額每年至少在1000億元以上，其中從個體戶那里流失約300億元左右。由此種種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階層，從而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目前，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可能也是對收入不平等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利用職權牟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近幾年查處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員動輒數百萬、數千萬的巨額非法所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雖然目前無法準確估計腐敗等不法因素在加劇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慮到公眾的普遍不滿并綜合媒體等反映的大量情況，可以肯定，有關問題已比較嚴重。目前很多有關分配狀況的統計結果與公眾感覺不一致，甚至難以解釋現實生活中巨大的消費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2.壟斷問題比較突出。壟斷，一直是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一個頑癥，其主要表現形式是一些部門或行業甚至一些個體社會成員，或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市場進入限制，排斥甚至打擊其他競爭者，進行壟斷經營；或控制、操縱市場價格以獲得超額利潤；或利用信息不對稱即信息壟斷進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實施投機。這種壟斷與傳統國家壟斷體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壟斷利益不可能向國家集中，而是絕大部分都轉化為行業、部門自身的小群體利益，并突出地表現為這些行業或部門從業人員與其他群體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換句話說，利用壟斷等不公平競爭，某些群體可以以很少的投入獲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業收入差距、部門與單位收入差距中，壟斷等不平等競爭的作用相當突出。

3.政策因素的影響。從地區收入差距看，盡管地區之間的差距與自然環境、地理區位以及與過去在基礎設施、重點項目等領域的投資體制有關。同時，也與改革開放的推進順序、發展過程中的差別政策有關，也就是說，改革以來的一些政策加劇了地區差異的擴大。從居民個人情況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支持下，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提高，但當時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員，也非企業管理者，更不是專業技術人員，而是從事簡單商品貿易的待業和無業人員。這當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我國的發展階段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不能不說也與當時的政策體制有關。

4.再分配能力不足。運用轉移支付等手段實施再分配，是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責任。但從現實的情況看，各種再分配手段并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功效，未能對由市場競爭以及非市場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調節，在一些領域甚至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差距。具體講有：(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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