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際茶葉貿易現狀如何(中國茶行業現狀如何)

近代中國茶葉國際貿易的衰減

茶葉是中國19世紀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曾經占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可是到19世紀末，中國出口茶葉急遽下滑，并迅速被印度、錫蘭超過，至20世紀初，中國出口茶葉已不到世界出口茶葉總量的10％。中國近代茶葉貿易由盛轉衰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茶葉生產方式落后，在競爭中處于絕對劣勢；茶葉品質難以保證，缺乏市場競爭力；雜稅繁多，層層盤剝，中國茶農和茶商生存環境惡劣；多年戰亂影響了茶葉生產和貿易路線，造成市場蕭條；貿易的主動權在外商手中，中國茶商承擔風險的能力低，在與外國茶商的競爭中，中國茶商很難取勝。中國茶葉出口由盛轉衰折射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實情，是19世紀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

19世紀后半葉，長期在國際茶葉貿易中處于壟斷地位的中國遭遇印度、錫蘭和日本等新對手，在最重要的英國茶葉市場上，印度茶葉早在1875年已經取得對華茶的競爭優勢。相對于印度茶葉，華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國資本對國際茶葉市場的操縱、中印茶葉生產方式的差異以及國際茶葉市場結構的變化。華茶國際貿易的衰減對中國茶農、茶商和政府都造成損害，帶來中國外貿出口結構、政府財政和茶區經濟、社會的一系列變化。

中國茶行業現狀如何

摘要：我國是茶葉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茶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發展茶葉經濟，擴大茶葉出口，對于促進我國茶區經濟發展、改善茶農生活質量、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共同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廣泛的社會影響。茶行業發展消費逐漸多元化，茶葉消費者認知逐漸改變，下面一起詳細了解一下茶行業的發展相關知識吧。茶行業現狀

當前，我國茶葉產量、國內銷售、茶葉出口都處于歷史最好的水平。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資金支持，茶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新的資本進入，茶葉新技術在茶葉生產中得到廣泛應用，以及茶葉新產品的開發等，這些都為我國茶葉產業注入新的活力。以下是茶行業發展趨勢分析：

首先，茶葉消費需求趨于多元化

一，消費者對于茶葉品類選擇多元化。消費者不再單純地購買一種茶類，而傾向于多樣化的嘗試。

二，消費者對于茶葉購買動機多元化。隨著茶葉發展的不斷高級化、品牌化，消費者購買茶葉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品飲，還有贈送于人作為禮物的功用。而平時作為接人待客的一種佳品，也能有效地提升自身的品位，營造一種高雅的氛圍，這也成為消費者購買茶葉的動機之一。另外，對于那些擁有極高資本的藏茶家來說，藏茶自然是他們購進的首選。

三，而消費者對于茶食品、保健茶等茶葉相關消費需求也在多元化延伸。隨著茶行業的不斷發展，衍生出來的相關產品也在發展。而一些比較養生的、有利于健康的茶食品、保健茶也隨之成為人們熱衷消費的對象。隨著這種趨勢，也會反過來帶動茶行業的不斷發展壯大。

其次，茶葉消費者認知逐漸改變

現代生活水平正在不斷地提高，對于茶葉的消費，消費者已經不僅僅滿足于低層次的飲用需求了。

從“物質”到“精神”的消費變化逐漸明顯，有一定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在選購茶葉時越來越看重品質和品牌。相對應地，散裝的、無品牌的茶葉市場份額正逐步縮小，消費者對茶葉從地域、品類的認識在逐漸過渡到對品牌的認識，更加注重包裝檔次、服務、店面風格、品牌管理等方面。這也促使茶行業不斷進行新一輪的更新換代，經過一番番的大浪淘沙、優勝劣汰，從而篩選出更適合未來市場的經營者。

最關鍵的是，消費者結構升級

無論哪一個行業，都是要看其社會發展的大形勢。大勢興則事業興。中國茶產業的衰榮在于未來的消費者市場，茶業消費的升級換代也不可避免。未來中國茶產業不再是以“溫飽型”消費為主的市場，而是轉向“小康享受型”消費為主。而這，也意味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消費潛力。茶消費發展至今，其地位不斷升級，從小農型經濟逐漸向高層消費發展，這種行業品位的不斷提升，必將成就更為廣大的市場。

茶行業的發展前景

1、生產更加專業細分

從茶類來說，各茶類的品種對環境都會有一定的要求，茶葉生長的區域特征決定了茶產區的細分，如安溪產鐵觀音、武夷山產巖茶、云南產普洱茶。

從加工產品來說，傳統茶葉、茶飲料、速溶茶、袋泡茶等都會更專業。

2、產品更加注重質量

日前中國茶葉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農藥殘留、重金屬等有害物超標的問題。部分品牌被抽檢出不合格。

隨著人們對茶葉的要求越來越高，特別是一些消費者愿意出高價買好茶的前提下，茶葉會更加注重產品質量。國家質量監督部門管理檢測一定會越來越嚴。

3、品牌更加強調信譽

中國茶葉品牌很多，但真正值得信賴的品牌還比較少。有些品牌靠廣告推廣來做大名氣，沒有死心踏地做品質，以質取勝。

這也是目前茶葉市場亂象之一。形成想找好茶的人找不到好茶，真正好茶又賣不出去的惡性循環。

4、營銷更加趨于便捷

目前茶葉品牌可信度低，許多人都習慣品后再買。這就導致了，茶葉的銷售務必走店鋪營銷的路子。隨著電商的廣泛使用，茶葉也擠入其中，但真正高檔茶還是比較難銷得動。因為沒喝過，不敢花大價錢買高檔茶。品牌與品質相匹配，是改變營銷方式的根本。茶葉品牌》》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變化！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0）繼之有人開設專門與外商做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廠、茶號，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業務的茶莊基本取代了原來的“西客”。漢口的情形與福州相似，原來經營輸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寧、祁門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勢下，這些茶商學會了新的經營方式，取代了傳統商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漢口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主要的中英貿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漢口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羅威廉引用西方觀察家們的話說：“假如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涉足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葉是漢口存在的惟一理由。”這種說法固然有點言過實在，但可見茶葉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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