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際商法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國際商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國際商事律法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是什么?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作為調整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國際商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我國加入WTO以后的今天，學好國際商法，利用好國際商法的各種法律知識，對于推動我國法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和作用

國際經濟法日益發揮著協調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

在主權暫時讓渡與主權回復圓滿之間尋求平衡的支點

有人認為，隨著國際社會組織化的加深，國際經濟法調整范圍在逐漸的擴展，國家管轄的經濟范圍也在相對的縮小，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呈現出一種由相對分散到較為集中的發展動向

但是，作為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基本單位——主權國家——始終不會失去其主導地位

主權國家是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產生的前提，沒有國家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只有單獨一個國家或者只有多個各自獨立的國家也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

國際經濟組織主要是國家間的經濟組織，其權利來源于國家經濟主權權利的讓渡

國際經濟組織是主權國家對經濟主權的自我限制和約束的結果，并不能成為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權威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流動空前加速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下，國家經濟主權日益受到沖擊和挑戰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正以高度發達的數字信息、電子通訊及高效物流等手段為基礎，以經濟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配置為主要內容，推動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國際商法必須跟上經濟的全球化趨勢

我國在強化自己的經濟主權的同時，必須有原則地保持適度靈活性

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里，一國采取過于強硬的政策必然遭致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反感甚至反對

國家主權本身是不可以協調的，但是國家政策卻是可以在顧及國際條約義務和國際商法習慣法義務加以調整的

比如，我國在強調自主制定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同時，必須顧及國際社會對我國某些出口產品的反應

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學好國際貿易實務，同樣還要學好國際商法，并加以利用

為我國的經濟法律服務，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國際經濟法日益發揮著協調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

在主權暫時讓渡與主權回復圓滿之間尋求平衡的支點

有人認為，隨著國際社會組織化的加深，國際經濟法調整范圍在逐漸的擴展，國家管轄的經濟范圍也在相對的縮小，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呈現出一種由相對分散到較為集中的發展動向

但是，作為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基本單位——主權國家——始終不會失去其主導地位

主權國家是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產生的前提，沒有國家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只有單獨一個國家或者只有多個各自獨立的國家也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

國際經濟組織主要是國家間的經濟組織，其權利來源于國家經濟主權權利的讓渡

國際經濟組織是主權國家對經濟主權的自我限制和約束的結果，并不能成為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權威

國際經濟組織也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受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和約束，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與主權國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地位，甚至在經濟領域具有協調國家關系的職能

因此，國際經濟組織并沒有被提升到凌駕于主權國家經濟主權之上的地位，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大量產生和國際經濟組織職能的擴大化并未改變國家經濟主權的地位

此論值得贊同

由于經濟實力的懸殊而造成主權平等的國家之間出現了裂痕，形成了國家的層級化趨勢，比較明顯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最不發達國家的鴻溝有擴大的傾向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發展中國家邊緣化，致使這些國家經濟主權遭到侵蝕

就當前而言，一方面，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態勢加深，全球化進程主要外化為國際經濟機制的廣泛建構，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資源配置方面明顯處于不利的地位

發達國家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優勢不僅在經濟方面居于主導，而且在國際經濟體制和“游戲規則”的制定方面也具有決定性影響

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體制尚未理順，如一國國內企業產權的多樣化使國家難以確定民族工業的范圍，傳統的保護民族工業的經濟主權內容大為弱化

這便在客觀上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處置本國天然財富和資源的主權能力有所下降

全球性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乃是當代各國經濟主權“攻防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球性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決定了弱國經濟主權能否得到應有的保護，進而決定全球財富的國際分配是否公平合理

要改變全球財富國際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就必須大大增強弱國經濟主權的保護；為此目的，就必須從“源頭”上改革全球經濟事務決策權力國際分配嚴重不公的弊端

發展中國家弱小民族要在當代經濟主權的“攻防戰”中，保護自己的應有權益，顯然必須凝聚集體的力量，力爭在全球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平等的一份

世界貿易新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所以我國必須統籌規劃并穩步推進貿易、投資、交通運輸的便利化，積極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加強對話與協商，發展與各國的雙邊、多邊經貿合作

積極參與多邊貿易、投資規則制定，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增加我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進一步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

實踐證明，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我國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日益增強

因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充分利用各種有利的外部條件和機遇來加快發展自己，在不斷擴大開放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推動全球貿易投資便利化中實現互利共贏

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貿秩序，是實現共同發展的基本前提

應進一步完善涉外經濟管理體制機制，盡快建立和完善既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法律法規體系

可見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的國際形勢下

我們必須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

做為青年一代我們更要首當其沖，國家的未來不久將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

我們學習課本知識的同時，一定要牢記把課本與實際緊密結合

做到真正有所學有所知

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的國家形勢下更要緊密結合

在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和經濟法律制度下，國際商法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把國際商法學好，在我們自己創業或就業的過程中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力

國際商法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

國際貿易的買賣雙方分處兩國，相距遙遠，在賣方交貨和買方接貨的過程中，涉及許多問題，例如：由何方洽租運輸工具、裝貨、卸貨、辦理貨運保險、申領進出口許可證和報關納稅等進出口手續由何方支付運費、裝卸費、保險費、稅捐和其他雜項費用，由何方負擔貨物在運輸途中可能發生的損壞和滅失的風險

如果每筆交易都要求買賣雙方對上述手續、費用和風險，逐項反復洽商，將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費用，并影響交易的達成

為此，在國際貿易的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貿易術語

在一筆出口或進口貿易中，通過使用貿易術語，即明確買賣雙方在手續、費用和風險方面的責任劃分，以促進交

國際商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有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的，即國際商事關系。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品流轉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于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僅在空間上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國界，而且在內容上也以“商事”①為質的規定性，從而決定了國際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權國家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法體系，也與以國家之間非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際法不同。

國際商事關系是一個發展的、歷史的范疇。相應地，作為調整這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范疇。只有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國際商法的演變，才能正確認識國際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后產生的。11世紀起，隨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里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體系。后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

討論國際商法的地位和體系，必須把國際商事法律規范與國際商法的淵源區分開。國際商法的淵源，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其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之間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我們說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基于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性質進行的分類，而非就其表現形式進行的分類。近代以來國際商法的淵源出現了新的變化，但并不影響國際商法的獨立性。相反，法律淵源的豐富反映了國際商法體系在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淵源間的相互作用下，國際商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由于中世紀有限的國內立法基本不涉及國際商事關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淵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慣例為主。16世紀起，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重商主義理論逐漸開始在歐洲盛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是一個國家財富的唯一表現形態，對外貿易是獲得財富的真正來源，只要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就可以給國家帶來財富。各新興主權國家開始干預本國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將商人法納入本國的國內法體系[2]（P210）。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則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內，作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來。新生的民族主權國家通過把系統、靈活、強調公平合理的商人習慣法納入國內法體系，促進了各國國內傳統法律的現代化改造，有利于統一和維護國內商業秩序，促進了各國國內商業的發展。這一國內化進程對國際商法自身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使國際商法的淵源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主權國家國內法體系后，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從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直到19世紀末以前，在國際商事交易中，國內商事立法一直是國際商法主要的法律淵源。國內法本質上屬于主權法的范疇，為法學理論中的“強制性規范”，即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從這一角度說，商人法的國內化實質上是從主權原則和民族主義出發的商人法的民族化。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對促進本國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積極作用，但以發展和未來的觀點來看，卻是與商事活動的國際性、跨國性相違背的。由于各國內商法主要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從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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