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歷程與相對性和絕對性(什么是 零度寫作 作者之死 后現代文學 ？)

簡述希臘古典時期的成就（急用！！）

一、 希臘的歷史分期

對于歷史本身來說，分期意味著某種類型的褻瀆。歷史從來都是流溢的，1 從來都是活生生的。當然，分期主義者也提供了振振有詞的理由，而且于邏輯和事實上也站得住腳。首先就表現在方法論上，其次是出于教育論的考慮。2 從歷史學的角度上說，已經形成了普遍認可的分期方案。按照馬赫主義者的說法，人類的活動應當追求一種“最大利益化”的效果，關于歷史事實，只需寫一部通史就足夠了，其他著作不應當重復這種歷史事實，這是“信息的浪費”，是“思維的不經濟”。所以他們的理想著作是薄薄的幾張紙。我這里不按照他們的做法，因為適當的事實還是需要交待的，即使在客觀上存在“信息的重復”；這也是學術綜述所汲汲要求的。那就是：公元前800—前500年，公元前500—前336年，公元前336—前31年。3

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特殊的任務，這些任務的性質是后代的史學家們概括的。也就意味著，生活于歷史現世的人們可能處于群體的無意識之中，但歷史已經形成了。也不盡然，理性主義盛行的時候，歷史具有了“未來主義”的因素。

正像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荷馬時代是古希臘的“中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失為一種“斷裂”。希臘人的反省從古風時期開始，反省的差異性首先表現在空間上。西南部的伯羅奔尼撒最先覺醒，而且發揚了邁錫尼的歷史沉積，在制度等方面的輝煌為后世所驚嘆（其中以斯巴達人最為典型）。4 東北部的雅典人也一直在活動著，并逐漸影響了中部的一些邦國。民主政治正在成長之中。

這一時期最大的一件事當屬大殖民運動了。希臘人的世界觀及其轉折都發生在這次運動中，“大希臘”的名稱從此扔給了后世的史學家和文化認同者。我們所看到的東方對于希臘的影響真正顯露出來。羅馬人的祖先也從此結識了“來自東方的人”。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歷史軌跡：鐵制工具從東方傳到希臘，再到意大利，從而支撐了古希臘羅馬最主要的物質活動，包括雕塑等藝術活動。5 貨幣制度逐步形成，再一次點化了希臘人的商業貿易靈性，這同時也是大殖民導致的“國際分工”的結果。 6

還有一件與之相伴隨的政治大事件，那就是城邦的形成。這幾乎是整個人類誕生以來的大事件，富含了深厚的歷史意義。城邦建設的運動整整持續了上百年。典型而獨具特色的奴隸制發展起來了，民主政治也在許多城邦紅紅火火地進行著，希臘神靈們遷到了城邦的神廟里，哲學、藝術等精神活動大跨步地走著，法律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戲劇、詩歌活躍于城邦的空氣中，體育在征伐的催生下成為盛事：希臘人最終發現了“人”。 7

歷史已悄然躍入了“古典時期”的視線，上面所述及的城邦制的諸多結果，事實上是在希伯戰爭之后達到高潮的。8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希波戰爭才最終保證了希臘文化得以歷史性繁榮和延續（正如隨后的馬其頓戰爭直接保證了希臘文化的國際性傳播和沉積一樣）。首先表現在對城邦生活外部環境的營造，以及基于此而興起的城邦文化的繁榮；其次是希波戰爭本身也構成了文化[比如說為了紀念戰役勝利的而澆鑄的青銅雕像《海神波塞東像》（或曰〈宙斯像〉），以及大量的悲劇和贊美詩]。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民主制的繁榮首先來自雅典人的反省，波希戰爭的勝利在更大意義上是雅典人的勝利。單就地域性質上說，雅典人就已經是事實上的戰爭最大獲益者了。于是在希臘歷史上發生了如下一系列的事件：戰時的提洛同盟鋪墊了雅典作為霸主的道路；伯羅奔尼撒戰火四起，消耗了社會財富，也宣告了民主制的末日；蘇格拉底殉葬于民主動蕩之中；馬其頓大軍揮戈南進。9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古典時代已經結束，即使不存在因果關系也揭開了希臘化的序幕。

二、城邦中的宗教

古希臘有沒有宗教？或者說古希臘人的精神生活到底是神話傳統還是宗教傳統？事實上，關于這類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荒謬的。意識形態的研究（應當包括神話、宗教、哲學、藝術等），其魅力所在就在于不確定性。答案不可能是唯一的，提出問題本身就是問題，關鍵在標準，在先設性前提。解釋才是最有活力的。我這里主要討論宗教。 10

我說“城邦中的宗教”并不表示以前的宗教存在于“村郊”。希臘的宗教首先在城邦建設中獲得了存在的意義。社會的組織性需要一種信仰力量的支撐，這種信仰力量可以是祖先、宗教、理性或國家等，而且必須是抽象的，還要有象征物。這種象征物具有很大成分的圖騰性。 11 它是一個標志，是一種紋章，是群體認同的信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希臘諸神得以安然生活于奧林匹斯山上。

把自然的神變為社會的神，這個工作一直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著。到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的《神譜》出現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初功告成。12 從多神到一神轉變的過程更是潛移默化，從來沒有以全面目出現過。這個過程真實地上演了一幕大殖民運動的悲喜劇。宗教和城邦隨著大殖民運動而四處泛濫，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得出“城邦中的宗教”的另一層含義。實際上，神人同形同性的觀念早已根植于每一個希臘公民的頭腦中，群體的無意識在這里滋生。

希臘宗教絕對是多神的，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保護神，從而獲得一神論的意義。一神論在這時包含了多神論的因素。希臘人沒有撒旦，人們心中的善惡感寄托于神靈的能善能惡，從而獲得道德心理的平衡。正是這種特殊的平衡張力，孕育了希臘人始終如一的追求和諧的審美意識。理性主義的成熟與這種平衡張力也不無關系。

“由多神到一神”的另一層含義來自于城邦中的宗教所受到的外部挑戰，罪魁禍首恰恰是大殖民運動（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信仰的悖論）。北部的奧菲斯教（酒神崇拜）大肆南下，征服了許多城邦公民的靈魂。為了抵制奧菲斯教——群體無意識意義上的抵制，理智的希臘人推重日神崇拜，提倡節制主義。于是，另一種宏偉的平衡張力得以建立，即尼采所大力贊美的酒神和日神相互間達成的契約。13 這種樣式的平衡張力同樣培養了審美意識和哲學沖動。

但建立不久的平衡張力最終在內部的對立統一中破裂，諸神在奧林匹斯山上目睹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始末。許多神廟被毀壞。雖然平衡的慣性仍然慫恿著人們和諧于神的善惡，一股騷動的風氣還是盛行起來。蘇格拉底即殉葬于這股風潮，理由當然要呈現于神的面前：引入新神，敗壞青年。藝術的敏感和頑強最終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悲劇已經很少上演了。雕塑掙扎于程式之中，神靈也世俗化了。

三、轉向人和社會的哲學

希臘是哲學的故鄉，理性稱為“主義”在這里最先開花。 14 我們現在很難區分原初的哲學和宗教到底有什么本質上的差異，就像原初的宗教和神話的難解難分一樣。但也不妨礙我做適當的論述。作為哲學和宗教的共同性，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認識世界，而且經由了由自然到社會的過程。相對而言，哲學更為滯后，就像現代的唯物論者們所說的：感性總是先與理性（可能柏拉圖不這樣看）。但這并不是說宗教沒有理性，也沒有說哲學不要感性。宗教在命題上的相對優勢最根本地表現在所提問題的不確定性上，哲學雖然也秉承了這種不確定性，但她的反應往往是遲鈍的，而且賦予了思考。

思考的方式之一是綜合概括，泰勒斯確實是這樣做的。 15 當他把萬物歸源于水時，事實上已經宣告了哲學的誕生。我們可以假設泰勒斯受到了時代精神的感染，其命題的得出來自于城邦保護神的神秘啟示。但僅僅是假設而已，史料委實太少了。可以肯定的是，從理性萌生的一瞬間，泰勒斯就試圖尋找一種和諧，在這一點上與宗教的事實契合了不少。

赫拉克里特的性格有點與眾不同，為人也疾惡直怨，據說人緣不好。但他在更大領域內折服于自然界的偉大（在他的自然界中應該已經包括了社會），把整個生命奉獻于闡釋他的“邏各斯”——被現代哲學語言叫做為“對立面的統一與斗爭”的范疇。抓住自然界的辯證法既成就了赫拉克里特，也拖垮了赫拉克里特，即由宇宙秩序的“邏各斯”所導致的懷疑主義基礎上的虛無。唯一不虛無的是他所堅信的“邏各斯”；實際上已經具有了和諧的性質。我從藝術的紛繁頭緒中找到了赫拉克里特的另一個貢獻：“流溢說” 。貢獻當然不只針對藝術，藝術卻是十分敏感地“針對”——在提供適當環境的時候。我后面還將論及。

接下來出場的哲學家是巴門尼德，他的歷史使命好像專門是為赫拉克里特而設置的。希臘人的思想空間由此陷入了“南轅北轍”的困境。好打抱不平的恩培多克勒斯出來擺平了時代的思想格局——也即做了最簡易但最可羅致榮譽的工作：綜合考慮，平庸待世。到后來的阿納克薩哥拉斯，再到德謨克里特，最終完成了對自然界的解釋。德謨克里特以后的自然哲學長期低迷不振，由蘇格拉底開始的“人”的哲學成為思想界的寵兒。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自然哲學本身，而在于變動不息的社會主題。應當說，整個古風時期的社會主題投合了人們對自然哲學的興趣（宗教也是這樣）。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在美學上不失也是一種和諧論，但已經不和諧于時代了（我這里指功利層面的“時代”），因為蟄伏于整個古風時期的人文主義蘇醒了，并且馬上鉆出地面，從泥土里抖出一大批“智者們”。 16

應該說，蘇格拉底也是一個“智者”，但他不這樣自稱，而詡之以“哲人”。我說“蘇格拉底首先開始了‘人’的哲學”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我的偏頗之處可能在于忽視了 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但我現在已經提出了。

蘇格拉底重視存在的目的因，以至于能夠忍受明顯違反神靈的世俗化行為，也許事實上他已覺察到了神靈的世俗化。這是不可改變的社會事實。蘇格拉底強調適用，并認為這就是比例，就是和諧，就是和目的性。這種態度最終導致了神學目的論。17

應當說，蘇格拉底還沒有明顯感覺到民主制度的岌岌可危，他仍然沉浸于希波戰爭以來形成的繁榮之中，至少他相信神靈。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希波戰爭催生了“人的發現”，也宣告了“人的毀滅”。希波戰爭的另一層含義在于，堅定了諸神的信念，從而使諸神個個成為偏執狂，內心卻開始保藏起禍心來。

在蘇格拉底被殺以后，柏拉圖忽然發現了真諦：原來希臘人正在毀滅自己，城邦的保護神已迷失心竅。于是，柏拉圖立志要再造一個“宗教世界”——理想國，至上神即是非常有名的“理念”。如果柏拉圖當時沒有使用“理念”這個詞匯，而是使用“至上神”或“宙斯”的話，我們完全有理由肯定這是由多神到一神的轉變。關鍵是柏拉圖沒有這樣說，從此也挽救了哲學可能走向神學的危險境地。無論如何，柏拉圖的“理想國”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活模型。 18在幾次社會實驗失敗以后，他又提出了可行性較強的“憲政國家”模型（但終極目標仍是理想國）。我想說的是，柏拉圖的一切著述都是為了理想國而服務的（包括關于藝術的論述）。當然后世對其著述的闡釋和實踐可能會使柏拉圖“大呼上當”。

歷史的腳步邁到了亞里士多德的面前，但亞里士多德已無暇顧及——他的思想包袱太沉重了。集大成的任務天然歸亞里士多德來完成。有人說，蘇格拉底的功勞說到多大也不過分，實際上祖孫三代都配享有這個榮譽。出于本文意旨的考慮，我愿點出亞里士多德如下的工作業績（由于這些業績嫻熟到如此高超的地步，以至于絲毫不妨礙我只點其名而不闡其義）：和諧、秩序、比例、靜止、流溢、質料、靈魂、動力、目的，等等。 19

四、雕塑

嚴格地說，“雕”與“塑”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主要反映在技術層面上。但我并沒有說在審美層面上就沒有區別。不同的技術必然造成不同的質料輻射，從而引起不同的審美效果（不論是創作審美還是欣賞審美）。當然“相同”也是存在的，而且絕對符合相對性原則。

我不能肯定宗教和哲學一定與雕塑（藝術）有關聯，但可以肯定他們之間有關系（當然是針對創作心理和審美心態而言）。可以確認的是，三者之間不存在共時性的一致，只在異時性上保持契合；三者統一于社會現實，又相互影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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