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際貿易規則新動向的特點是什么(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對經濟發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認識？)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是什么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新動向值得關注

近年來全球數字貿易發展迅猛，但數字貿易規則遠遠滯后于實踐。這一問題日漸受到發達經濟體重視，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出現諸多新動向。

一、美國是引領數字貿易規則的旗手

美國作為數字貿易大國，在拓展其數字貿易方面具有鮮明的進攻利益。近年來其主導規則制定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率先提出體現自身優勢的數字貿易定義。數字貿易的基礎是數字產品（Digital Procts）。但由于數字產品的邊界和外延尚不清晰，目前全球還沒有專門關于數字產品交易方面的統計。美國作為這一領域的領先國家，率先對“數字貿易”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定義，“數字貿易”是指“通過有線和無線數字網絡傳輸產品或服務”，具體分為數字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四大類。這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定義，既包括國內商業服務，也涵蓋國際貿易，囊括了美國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大部分業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與統計局的統計，2011年美國通過數字傳輸的數字交付服務貿易出口3574億美元，進口2219億美元，占全部美國服務出口的比重超過60%，占貨物和服務出口的17%。從數字產品服務出口的增加值看，其在美國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更高，占整個國際貿易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

二是利用美主導的經貿談判推出數字貿易規則。美國在其主導的雙邊貿易協定中，率先將數字貿易規則作為電子商務這一單獨章節下的獨立條款出現，既不放在貨物貿易章節，也不放在服務貿易章節。從規則演進趨勢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1.0版本，以2001年生效的美國-約旦特惠貿易協定為藍本，首次以“電子商務”專章形成出現，形成了數字貿易交易規則的雛形；二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2.0版本，以2003年美智自貿協定為代表，明確了數字產品的定義、關稅和非歧視待遇；三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3.0版本，以韓美自貿區協定為代表，第一次提出了數據產品交易中的跨境信息流以及互聯網的訪問和使用原則；四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4.0版本，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為代表，進一步對相關規則進行了完善和細化。

三是致力于服務美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商業利益。以TPP協定為代表，不僅涵蓋了美國主導的數字貿易規則基本條款，也實現了美國國會討論的數字貿易法案核心內容。其規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堅持因特網應保持自由開放；二是對數字產品禁收關稅；三是主張通過制定一系列規則，確保貿易伙伴不會采取進一步的保護性措施，如不能將締約方數字產品置于競爭劣勢地位，不能對跨境信息流建立歧視和保護主義壁壘，禁止強迫本國公司在計算服務中采取本地化策略，禁止要求公司向本國個人轉讓技術、生產流程或專有信息，等等。此外，相關規則也對保護個人隱私、維護網絡競爭、促進加密產品開發等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規定。可以看出，這些規則幾乎是為致力于維護美國在數字貿易的四大類別——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領域的優勢量身定做的。以內容服務為例，美國音樂產業的數字內容已占內容產業的57%，遠遠高出其他經濟體；在搜索引擎服務方面，Google作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占世界市場份額的62%；在社交網絡服務方面，2014年全球超過20億人使用社交網絡，其中美國著名的社交網站Facebook每月擁有15.5億活躍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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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對經濟發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認識？

當前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深化經濟增長模式變革迫在眉睫。中國應清醒認識“和平崛起”的科學內涵，充分了解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深入思考繼續深化改革的現實基礎，立足二元結構這一中國特色的核心，不斷修正經濟增長模式執行中的偏差，明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產業條件和制度條件，探尋與國情、經濟全球化結合產生的模式與路徑，做好經濟增長模式與結構的改革調整，為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人們對改革的普遍關切，預示著30多年來以開放為先導的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許多重要領域的改革。但伴隨著經濟發展，改革中積累的矛盾日益凸顯，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中國面臨的各種可能性風險也越來越大。經濟模式的焦慮，公平效率的兩難，路徑鎖定的憂嘆，金融危機的困擾，如何跨越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確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定位，如何更為順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這些難題的解決，都需要中國從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區邁進。另外，轉換增長模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手段還是目的 是過程還是結果 是動態的還是靜態的 這也是深化經濟發展模式變革必須探討的。

中國經濟模式變革的基本認知

一般而言，發達國家今天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會是中國明天的發展模式，尤其美國今天增長的路徑更不能是中國明天經濟發展必須走的路。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核心指導思想是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同志貫徹的“科學發展觀”，這些指導思想的提出，符合國情、順應世界經濟潮流，是與時俱進、可持續的。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要素基礎是堅實的。從增長角度分析，有的國家靠賣資源維持經濟運行，有的國家靠出賣產品中的勞動力發展，究竟是賣資源可持續，還是依靠勞動力的運作可持續 資源總有用盡的那一天，但勞動力絕對不會用盡。勞動力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續。因此，中國未來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資源，而在于使用性價比優越的勞動力，在于不斷勞動過程在人身上積累的熟練程度和人力資本。所以中國依靠勞動力的增長模式是沒有錯誤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學的經濟學課堂，在講到改革開放的原因時，總是強調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如果筆者告訴讀者，1978年小平倡導改革開放時，中國國土1/3面積上的人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沒有人會相信，但這就是事實。如果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計算到建國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的30年和改革開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國的新增財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約是250萬億元人民幣，前30年一共生產了中國經濟新增財富的2%，而改革開放這30年則積累了60年98%的財富，中國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長的財富則是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但筆者認為增長模式的制定和增長模式的執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說增長模式制定完全錯誤，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另外，從問責制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全部推倒重來，那就要問責模式制定者們的責任;但如果是發展模式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重大偏差，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種種問題，則要問責執行者為何不忠實執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導思想，要從根本上進行糾正。所以當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什么問題時，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針錯了，還是在執行中出現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錯誤的指導思想下制定，則錯誤幾乎沒有辦法修正，而執行的偏差則可以徹底糾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大方向。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新中國60多年的建設成就，有的經濟學者評價為增長，有的經濟學者評價為發展，也有的學者評價為和平崛起。這三個詞匯對經濟的進程而言，實際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今天在評價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時，人們一般直接用增長代替發展，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則兩者兼用，只有對極個別國家——如中國，才會用一個特殊的名詞——崛起。那么從理論的分析和經濟的實踐來看，這種差異說明了經濟前行的不同性質。

西方學術界，尤其是西方經濟學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基本盡善盡美，它的經濟結構可以隨著市場的要求自動、內生地發生變化。而從政治方面來看，發達國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也近乎完美，整個政治過程也是在日趨完善的。同時，其公民社會相對而言也更為和諧。因此，人們不認為在這樣的社會里還會發生制度的質的變化，甚至制度結構都不會發生戲劇化的變動，故用“增長”這個詞來表明發達國家的經濟，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長和擴張。

對于發展中國家，學者則同時使用“增長”和“發展”兩個詞，是想說明它們的經濟總量在增長的同時，經濟制度、體制，即質量也是在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體制和公民社會也都沒有建立、健全起來，因此它必定會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而現在經濟量變的增長必然是為以后經濟質變的發展進行鋪墊并夯實基礎，所以在提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時，人們并用這兩個詞，意在說明它們不僅有量的增長，更有質的變化。

崛起，其基本含義是指在短時期內經濟總量急劇擴張，經濟生活的制度層面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這個詞在很長時間里都不是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匯，如二戰時期德國的崛起，它指的是一個帝國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國經濟時加了“和平”一詞，變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說明中國經濟在短時期內總量急劇擴張，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實。通過這種快速變化的發展，我們感覺到國內整個社會生活都跟過去完全不一樣，同時外部環境中摩擦不斷、壓力增大。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發生這樣根本的變化，恐怕國內外短時間都很難適應， 要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變革。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面臨的世界經濟環境變化

在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變革時，首先要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尤其是變化了的外部的制約條件。

世界經濟失衡從貧富失衡演變為經常賬戶失衡。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承認世界經濟是失衡的，同時也承認這個“失衡”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識。但在30年期間，所謂“失衡”和“平衡”的內涵卻發生了重大變化。上個世紀80～90年代，世界經濟失衡意味著南北經濟關系，意味著“富裕中的貧困”，經濟體之間形成兩極分化，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這種失衡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平衡”則意味著要盡量縮小貧富差距，幫助欠發達國家取得進步，意味著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援助責任，聯合國的“千禧年減貧計劃”等都是圍繞這一思路展開的。那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地位，比較特殊又比較有利。因為處理好南北關系是世界經濟最大的任務，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著幾乎是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群體，從世界減貧目標出發，大量發達經濟體的外資涌入，技術轉讓，它們的市場對中國開放，均具有減少世界的貧困人口的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幾乎一致的贊同和擁護。

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失衡”卻被媒體、學術界和政治家逐漸表述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失衡，亦即經常賬戶的不可持續，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順差，造成世界經濟的不可持續性。所謂“再平衡”則意味著后者要消除巨額貿易順差。在這種情況下，誰的貿易順差最引人注目，誰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對象，而首當其沖的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再平衡”概念意味著：過去的貧富“平衡”問題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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