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論述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土入華傳教的歷史影響？)

外國傳教士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有哪些？

摘要: 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傳播福音而創辦教會學校，這些教會學校的發展狀況如何？它們對于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的發展又具有哪些客觀功能？文章就從開創留學先河、對于印刷、翻譯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響試作具體的分析。

從19世紀初期開始，西方大批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播福音，為了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他們在做出了種種嘗試后，終于找到了興辦學校這一傳教的最好途徑。傳教士們并未完全達到他們的目的，但這些教會學校的創立，卻在客觀上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為中國近代文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教會學校的發展概況

中國早期的教會學校都是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有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創辦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為紀念馬禮遜對促進中國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而于1836創辦的馬禮遜學院（1836～1850年）。

教會學校的創辦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學”，即通過中國與西方國家語言上的相互學習，從而最終達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傳播基督教要理”，促進基督教思想及東亞文明的和平傳播，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

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就語言來說分為英文和中文兩種課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歷史、數學、作文等；中文則有《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等科目。就其教學內容劃分一般說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課程。如《圣經》、《新約》、《舊約》等宗教教義的宣講；二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經書。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目的是為了與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相適應，滿足中國當時科舉考試的需要，使學生畢業后能夠與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紳“對話”；三是有關現代西方科學知識的課程，如數學、天文、地理、幾何、機械、倫理等。在當時清政府極少重視西方科學的情況下，教會學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對當時落后的中國來說，具有重大的啟蒙作用。此外，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禮拜等。這些課程的設置根據學生選擇的課程及時間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國人擔任，中文科則由華人教師擔任。教會學校不僅看重科學、語文知識的傳授，而且也著重于學生道德靈性的修養，期望通過學校教育為國家、為社會培養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來說，不分年齡、性別，面對海內外招生；必要時，學生還可獲得免費宿膳、衣服、書籍、學費等資助。

但通過創立教會學校傳教并非傳教士一開始傳教就采取的途徑，而是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傳教碰壁”之后才最終認識到創辦教會學校這一有效途徑的。創立學校傳教的優勢主要有二：一是使傳教活動有了固定的地點，傳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會學校的創立使福音傳播有了固定的受眾，提高了福音傳播的效能。因此，教會學校成了傳教士傳教理所當然的選擇。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間，教會學校的發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為教會學校創辦初期狀況不佳，人們對教會學校的未來持觀望、懷疑的態度；二是當時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們對教會學校畢業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華書院為例，可見其發展的艱難。

1875年后，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對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的需求激增，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新式教育機構，教會學校才有了飛躍式的發展。至1875年止，在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學校約有350所，學生約6000人。到1887年,教會學校中學生已經超過1萬名。到1899年, 教會學校已發展到1776所，有學生3萬多人。到1900年,幾乎每個傳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學。1918年，全中國共有教會學校一萬三千多所，學生超過三十五萬人。這些早期的基督教學校多屬小學程度，其中已有許多中學，大學也有了五所。有走讀生，也有寄宿生。這些學校成為后來基督新教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的基礎事業。同時，在華傳教士的人數從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數從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對近代中國文教事業的影響

1、教會學校的人才培養

（一）出國留學

關于中國學生留學國外的最早記錄，有兩次值得記憶：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時曾經帶回吳文秀、李金麟、宋佛儉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學生赴英國進修。此行不單是中國學生留學英國的創舉，也是中國男女學生集體留學國外的第一次，并成為第一批踏足白金漢宮的中國學生，受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召見。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國休假，并帶容閎、黃勝和黃寬三名學生赴美留學，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美國的學生。容閎于1850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成為中國留學生最早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的第一人。黃寬也于1850年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7年醫科畢業后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經過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西醫。由此可知，這些教會學校雖然開辦時間不長，所收的學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卻有著深遠的影響。

繼男子留學后，女子普遍留學開始。1870年美國傳教士麥加地戴著浙江寧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學，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國學醫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紐約醫院附屬的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近代中國婦女界第一位大學畢業生。繼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會醫院的資助下赴美國留學，1891年畢業于費城女子醫科大學。1992年江西女子康愛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傳教士的資助下赴美留學。教會大學建立后，到國外留學的學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約翰大學每年都有幾十名學生赴歐美留學。中國官派留學生是從1872年開始的。1870年，容閎在協助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處理天津教案時，向曾國藩呈報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在容閎的建議和計劃基礎上，奏 “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選幼童附美肄業章程”12款。該奏章獲準后，從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歲的幼童120名，由容閎帶領赴美留學。傳教士的教育無疑給容閎以深刻的影響，正是以這種影響為動力使得容閎日后將這種教育活動延續下去，為近代中國的建設培養了大批杰出的“海歸”。

（二）對中國人才的培養

中國早期派出的留學生回國后，對中國實業、外交、政治、教育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貢獻。比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國務總理）、歐陽庚、梁敦彥、梁誠、容揆、唐國安等。

英華書院為中國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外交、商務人才和基督教神職人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雙方的翻譯大多出身于這個書院：英方首席翻譯官馬儒翰，是馬禮遜之子，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中文；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翻譯亨特（美國人）、袁德輝、梁進德（梁發之子），都出身于英華書院。此外還有唐廷樞，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官辦大型現代企業；又有何福堂，是中國早期新教著名牧師，其子何啟曾留學英國，為中國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與西方的科學、哲學、藝術等先進文化一塊捆綁兜售,在一定程度動搖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為促進許多觀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作了一定的準備。

教會大學還培養出了許多杰出人才。容閎、黃寬是馬禮遜學堂的學生；鄭觀應在雅蘭雅辦的英華書館讀了兩年夜班課；馬相伯、馬建忠均為依納爵公學學生；鄒韜奮是圣約翰大學的學生。冼星海、林語堂、馬約翰、晏陽初、聞一多、竺可楨、茅以升,他們也都曾就學于教會學校,這些人被公認是近代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杰出代表,他們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孫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監理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男子中學),學習了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畢業后又進入美基督教公理會設立的奧阿厚書院(高級中學)繼續讀書。這對他后來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2、對中國印刷、翻譯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

英華書院作為傳教士來華創立的第一所學校，在研究中國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英華書院歷任校長主持校務各有不同的建樹，我們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見到他們所做過的貢獻和影響均是深遠的。首先，第一位校長米憐（1818～1822年在任）在創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華書院附設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經》及中英文書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中文月刊）為中國近代最早的報刊，開創了中文報業的先河。梁發早在1815年即追隨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從事雕刻字版，協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從事報業印刷的工作者。梁發與何進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華書院接受神學訓練，日后獻身教會，成為中國基督教會最早的華人傳教士及牧師，對中國本色化教會的發展尤有重大的貢獻。[2] 當英華書院由馬六甲前往香港的時候，理雅各也將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機器、鑄字及鉛字粒，全部運往香港。這就帶動了香港的中文印刷業。英華書院亦創辦了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由英國人麥都思牧師（Walter H?Med Hurst）監印，[3]可以說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報紙。它的內容主要有專論和新聞兩類：專論是介紹西方社會、人文、地理、科學、醫學等；而新聞則報道香港、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國早期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是基督教會辦的。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接著，許多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都辦起了報紙。這些報紙，除傳播福音、報導教會工作外，還大力介紹西方現代思想、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報刊當中，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s）主編的《萬國公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可算是最大的。該報著重介紹西方的最新知識和思潮，并發表鼓吹現代化和政治體制變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當時那些關心國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任職二十八年，翻譯西書一百二十九種，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識介紹給中國人。二是出版報刊和書籍。

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1824～1828年在任）高大衛（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長（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華書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書》的翻譯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國后，成為倫敦大學的第一位華文教授，從事推廣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訓西方漢語學者，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影響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華書院的第七任校長（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間積極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積極地致力于中國文化的比較及研究，它對于《四書》、《五經》的編譯及注釋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由于創立了“中央書院”（即現在的皇仁書院）被譽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對照，并附注釋，已成為近代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經典之作。

總之，這些傳教士們所進行的印刷、翻譯工作對于開創中國近代印刷事業和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這些“洋人”的努力，也許中國的近代印刷事業還要發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們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國能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3.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影響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后，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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