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太平軍海外建立國家小說(穿越到太平天國時期的小說)

穿越到太平天國時期的小說

穿越到太平天國時期的小說有：《太平天夢》、《晚清第一梟雄》、《清末梟雄》、《天國霸業》、《太平血》。

1、《太平天夢》

簡介：失敗的實驗，讓我回到了歷史上的太平天國，混亂的年代，殘破的江山，染血的屠刀，飄舞的洋旗，東南半壁無主，公豈無意乎雖然我沒有地位，但依然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世界，為夢想奮斗，我的夢，一個太平天夢，始于那個炮聲不絕的1857。

2、《晚清第一梟雄》

簡介：連長吳捷穿越晚清，成為太平軍中一顆冉冉升起的將星。練精兵，辦工廠，興教育，戰列強，作為晚清第一梟雄，看他如何以一己之力，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3、《清末梟雄》

簡介：咸豐年間，有著太平天國起義，有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無數的屈辱和榮耀同一時間里迸發了出來，這是一個讓人激昂并迷醉的時代！這是一部近代帝國的崛起史，這是屬于林哲的傳說！雨天一貫風格合理yy，激爽爭霸為你上演最真實，最震撼的排隊槍斃戰爭。

4、《天國霸業》

簡介：普通工程師馮紹光，魂穿清末，附身太平天國南王馮云山身上，面對外部清廷的圍剿和天國內部權力的紛爭，是延續病入膏肓的太平天國，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帝國？這個天國不太平，1852年，這是個世界格局初演的年代。

5、《太平血》

簡介：四個原本是同班的大學生，因為奇怪的閃電導致靈魂穿越回到了清末，分別附身在四個命運迥異而又相互關聯的人身上，身份的變化，讓四個人經歷了各自不同的命運，他們會像各自的命運屈服嗎。

他們的到來又會改變清末這個苦難的時代么？他們不但要同自己的命運抗爭，還要背負整個民族的命運抗爭，只因一經穿越，你便是歷史的一部分。

西學東漸的三個階段及史實

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為西學東漸的第一階段。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是西學東漸的第二階段。從民初到“五四”時期，是西學東傳中國的第三階段。

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為西學東漸的第一階段。在鴉片戰爭前的閉關鎖國時代，異國是那樣離奇而遙遠。中國人把西方文明當成海外奇談。然封閉不能自固，鎖國難保國門。在鴉片戰爭時期，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人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第一步。其時，朝士多恥言西學，只有極少數目光遠大的改革者開始矚目西學。此時此刻，真正的愛國者不是滿口忠君保國，以“天朝上國”作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從這個腐敗的官僚和士大夫階層中離析出的有識之士。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和痛砭時弊的改革傾向，以及向西方學習的嘗試，是把熾烈的愛國熱情傾注在冷靜而現實的政治思考之中。他們是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啟蒙者。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卓識遠見表明近代向西方學習的思潮的始初就和愛國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則徐組織人力翻譯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節而編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則徐將資料交付魏源編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國圖志》（1842年），以及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紅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楊炳的《海錄》（1842年）、肖會裕的《英吉利記》（1842年）、梁廷枬的《合眾國說》（1844年），從1840年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學者寫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紹夷情的著作。這些作品對西歐國家地理、歷史、政治、軍事、經濟諸情況都有所介紹。以魏源為代表，承認了西方的軍事優勢和武器精良。因此，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他主張在廣州設造船廠、兵工廠，并延聘法、美工程師。據有人統計，“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費正清《劍橋晚清中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頁。>。不過在實踐上，除了林則徐購買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師夷長技的主張只能是一種書面意向，其“制夷”的愛國目的就很難實現了。

如果說，在中外戰爭中已提出了“師夷長技”的主張，那么在緊接著的國內階級戰爭—清王朝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特別在戰爭曠日持久進入決戰階段時，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學問題。于是中國人加大了向西方學習的步伐，興起了“制器練兵”、“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實質上是一個軍事上、技術上尋求西化的運動。

當時，戰爭的雙方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問題。洪秀全在早期就從西方傳教士的布道書中借來了“上帝”，來和人間的邪惡作斗爭。并懷著“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國侵略的同時，結好“洋兄弟”。一個外國人親身體驗了天王洪秀全所締造的這種情誼：“我們被稱為‘洋弟’，真是感到高興，要知道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稱外國為‘洋鬼子’。”<《中外關系史譯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頁。>在后期則有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提出發展近代交通、通訊，興辦銀行，保護工商業，獎勵科學發明，保護專利權，鼓勵私人開礦，準許雇傭勞動等帶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主張。不過，這些和當時戎馬倥傯的戰爭環境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協調，因此，太平軍除購置了少量洋槍洋器和聘用少許洋人外，很難在學習西方上有所作為。

洋務派和太平天國的農民英雄們從對立的立場出發，都有限地引入西學，畢竟由于太平天國領袖們受小生產者識見所限，而洋務派則視野開闊一些，故當容閎赴金陵謁見干王洪仁玕，建言組織良好軍隊、頒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時，干王除了給他一個“義”字爵的封贈外，容閎一無所獲，只得遄歸。稍后，他投奔曾國藩，參加創辦江南制造局。出洋購置機器，帶留學生出國，又翻譯哥爾頓之《地文學》、派森之《契約論》。容閎在太平國和洋務派兩者比較中作出的選擇，耐人尋味。它主要表明了洋務派在學習西方的傾向上要比農民高出一籌。但洋務派對西學的引進，主要從實用的目的出發，重在西方的技藝。從整體而言，他們學習西方確乎舍本求末。當然“很有幾位忠實的學者——如壬叔善蘭、華蘅芳等輩在里頭，譯出幾十種科學書，此外國際法及其他政治書也有幾種，自此，中國人才知道西人還有藏在船堅炮利背后的學問，對于西學的觀念漸漸起了變化，雖然這是少數中之極少數，一般士大夫對于這種‘洋貨’依然極端地輕蔑排斥。”<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27頁。>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是西學東漸的第二階段。它在更高的層次、更廣泛的范圍內，開啟了引進西學的大門，維新派和革命派都熱衷西學，師法西方，以期中國富強。當時，清廷當局也被迫有限地開放禁區，改變政務，調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從西學的輸入而言，這一階段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已沖破了洋務派的單純技術引進的界限。其一是對西方政治體制的關注；其二是對西方學術思想，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引進。這兩者又是相互連結、相互促進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義者和個別的洋務派，在洋務運動時期就提出不僅在技藝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上學習西方的主張。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力倡師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茍不善，吾斥之；法荀善，雖蠻貊，吾師之。”<《校邠廬抗議》卷二第10頁。>洋務派中的思想家、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認為西方富強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國應學習西方制度文物。他如王韜之《弢園文錄》，薛福成的《籌洋芻議》，均有類似主張。王韜在1873年辦《循環日報》，開近代報刊之始。及至甲午戰敗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機演化出了維新圖變的浪潮。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黨中多飽學之士，對西方社會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康有為從1879年開始接觸西學，1895年8月，他和梁啟超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次年1月，在上海創強學會，辦《強學報》，同年8月在上海創辦了維新運動的喉舌《時務報》。1896、1897年兩年中，全國創辦二十多個維新政治、學術團體，主辦報刊二十七家。為介紹西學西政，徐維則編成《東西學書錄》，分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類。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以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張。為倡導西學，他還編匯《西政叢書》，又編箸《西學書目表》，將中國譯出之西書三百多種分學、政、教三大類列著目錄，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者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不過梁氏詬病數典忘祖，蔑視中學，主張中西學并重，以“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西學書目表后序》，見《梁啟超詩文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頁。>。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嚴復比康梁又進了一步，康梁是通過他人介紹，間接了解西學。嚴復通外文，直接譯介西方學理。在1877—1879年間赴英留學時，親身體察英國社會制度，研習孟德斯鳩等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把建立英國式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作為最高理想。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震動一時的政論《原強》、《辟韓》、《論世變之亟》等，并譯述了被稱為“中國西學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將西方最銳利的思想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論投入中國學界。中國要自強，必須變法維新；要變法維新，就要學習西方，這是維新派所共具的主張。但康有為學習西方時采取了中國傳統的今文經學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說來論證維新。嚴復則從西方自然科學入手，摒棄儒家今文經學形式，批判宋學義理、漢學考據等舊學，否定洋務派之“中體西用”論，舉起向西方學習的旗幟。他認為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的體用，西學是“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原強》。>并遣責了“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以致”者為“狂易喪心之人”<《論世變之亟》。>。嚴復是把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和科學方法論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紹西學的巨匠。

歷史下行，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鄒容等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國外沐浴歐風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義，播殖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己任。在辛亥革命時期，傳播西方革命思想成為西學東漸中的主流。孫中山本人遠在1878年到檀香山時就接受西學，“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孫中山《答翟爾斯教授書》，參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194頁。>后來，他遠涉重洋，數度游歷歐美，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現實、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說以及各種流派以社會主義思潮有廣泛接觸。經過長期的思辯和論證，形成了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孫文學說。在辛亥革命時期，中國赴歐、赴日留學生大額增加，他們在海外辦報、譯書、寫書。1900年，留日學生成立了“譯書匯編社”，接著又成立“科學書譯輯社”、“湖南譯書社”等。僅1901至1904年間，就譯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國史志、哲學、法政、教育、外交、兵制、農政、礦務、工商、理化、衛生等各類書籍533種<《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第101頁。>。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譯的《普通百科全書》達一百冊之多。同時，“隨著留學生出版物的增加，產生了由中國人印刷中國書的要求。中國人辦的印刷所終于在東京誕生了”<（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277頁。>。在晚清之世，隨著救亡圖存愛國運動之開展，文化方面也出現了新的轉機，“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國民教育活動接踵而起。在國內外舉辦了不少報刊，革命者出版的宣傳小冊子總計四十種以上。1897年商務印書館的創辦，在編印新式教科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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