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與美國西雅圖城市大學英語面試問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在哪個城市 是985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在哪個城市 是985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坐落于中國首都北京市。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是“211工程”、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教育部和商務部共建高校、北京市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是985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不是985，但是211國家重點大學，1960年列入首批64所全國重點大學之一。1996年2月，被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列為“211工程”第一批重點建設的四十所高等學校之一。

1984年，學校正式更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因當時主管其的部門“對外經濟貿易部”得名。2000年6月，與原中國金融學院合并為新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生的就業去向如何?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學生素以專業技能扎實、外語嫻熟、思維活躍、創新能力強而受到社會的廣泛歡迎，就業前景很好。

我校的畢業生主要去向為國家機關(商務部、外交部等)、國內外銀行(匯豐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等)、全球著名企業(殼牌石油公司、摩托羅拉、西門子有限公司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等及其他外企和金融機構，主要從事貿易、金融、管理等方面業務工作。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入學后是否可以轉專業、輔修?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生入學后可以跨院系轉專業，目前比例限定在年級學生總人數的5%左右。另外，提前批次錄取的學生不得轉專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實行主修輔修制和雙學位制。具體條件可以登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務處的網頁查詢。

上海財經大學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哪個更值得去讀？大城市的就業是否會好？

我們來對比一下兩所學校，才能更加了解自己適合報哪家學校。

上海財經大學創辦于1917年，已經是一間擁有百年歷史的高校了，地處于上海市楊浦區，教育部直屬學校，211雙一流學校。從名字上看就知道，這是一所財經類的院校，學校熱門專業是金融學、財政學，當然也是學校的王牌專業。上海財經大學有12個碩士點、6個博士點，學校綜合實力排名為全國63，當然這個數據也只是僅供參考。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創辦于1951年，也有70年的歷史，地處北京市朝陽區，教育部直屬學校，211雙一流學校。這所學校更加偏重于對外經濟和貿易方面的研究，由于涉及到國外，那么外語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熱門專業是英語、法語和日語等，有10個碩士點、7個博士點，學校總是實力排名為全國88，同樣僅供參考。

簡單了解一下兩家學校的基本情況和特點后，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選擇學校了，因為學校的情況是不變的，變的是我們不同的報考人，我們要根據自己的興趣、發展方向和未來規劃進行選擇。

兩家學校，一家在北京市、一家在上海市，都處于一線城市，城市的優勢自然不必對比了。當然，大城市的金融就業肯定會好，機會也多，如果家庭條件允許，大城市的就業肯定是好的。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莊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后，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后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后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愿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于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于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后，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后才終于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準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后，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并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于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于武大法學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后，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里沒譜。于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于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于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胡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胡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后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并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后，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后，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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