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歷任校長有湖北師范大學(〔急用〕誰有名人小傳或名人資料？快快快！！！)

廣州城市職業學院的學校領導

李訓貴，院長。1958年出生，理學博士，二級教授，中共黨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廣州師范學院物理系主任、教務處處長，新廣州大學教務處處長，2002年始任廣州大學校黨委常委、廣州大學副校長。是2000年國際核廢料回收和利用大會的科學委員，歷任兩屆中國高等科技中心理論物理中心協聯成員。兼任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網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成人教育協會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資源建設委員會委員，廣東省高校教師職稱學科評委，廣東省高校教師高級專業技術資格評審委員會評委，廣東省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指導委員會委員；廣州市繼續教育協會副理事長，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六屆委員會委員，廣州市婦聯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廣州市女知識分子聯誼會副會長，中國西部教育顧問。多年來一直在高等教育管理、社區教育、國學教育、大學文化建設和物理學方面從事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和參與各級各類科研項目31項，發表學術研究論文76篇（其中SCI收錄12篇），出版學術專著、本科生教材等共15部。獲省部級科技成果獎2項，國家級教學成果獎1項，省級教學成果獎2項，廳局級教學科研獎勵4項。先后獲得各級各類教學科研獎勵和榮譽稱號共48項。中國共產黨廣州市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廣州市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和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和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工作委員會委員。

徐小鋒，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1966年9月出生，漢族，中共黨員。1990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獲中山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歷任廣州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副處長、處長，機關黨委副書記、監察室主任，市紀委監察局派駐市人口計生局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主任，市紀委監察局派駐市衛生計生委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主任。

張平，副院長。1957年出生，漢族，中共黨員，副研究員。1983年于華中師范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歷任廣州市職工大學系副主任、主任、教務處副處長、處長、校長助理、副校長，紀委書記；廣州工程技術職業學院副院長。多年來一直在成人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從事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并兼任《職大學報》副主編。發表文章30多篇；主持省、市（廳）級課題和教學改革項目7項，市級精品課程1門；總編、主編、副主編并出版高職教材、專著17部（冊）。

張勝紅，副院長。1969年9月生，湖北省天門市人，中共黨員，碩士研究生畢業，高級會計師。1990年大學本科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管理信息系統專業，1993年研究生畢業于北方交通大學管理工程系運輸經濟專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3年4月－2003年9月先后任廣州車輛段助理會計師、廣州鐵路（集團）公司財務處科員、副科長、廣州鐵道資金結算中心部門經理、廣州鐵路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總公司計財部長、廣州鐵路集團客運公司計財部長（副處級）、財務部長。2003年10月－2016年1月在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工作，先后任計財處處長（正處級）、后勤管理處處長、財務處處長。長期在國有企業和高職院校從事財務、后勤管理工作，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證，在財務會計領域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上海財經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上海財經大學創校校長郭秉文、創始人之一馬寅初先生（上財校園內還樹立有馬寅初的塑像）經濟思想史研究代表人物是胡寄窗先生。

本人是財大的學生，對于母校還是有著深深的自豪與驕傲，說起上財的名人，以上都是財大歷史上的名人。圖為馬寅初先生。

說到近期的名人，想是大家都不會忘記最近很受關注的張勇，是的，就是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2018年年9月10日，馬云宣布2019年9月10日將不再擔任董事局主席，由張勇接任。張勇先生達到的成就也是無數財經學子的向往，也都是可以津津樂道談起的厲害學長。

還有現任中國工商銀行行長、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副部長級）的谷澍，也是財大走出的名人。1998年3月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取得管理學博士學位。

谷澍是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金融會計學會副秘書長、財政部資產評估準則委員會委員，具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非執業會員），“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

這些優秀的學長們也激勵著無數財大小學弟小學妹努力奮斗，爭取以師哥師姐為榜樣，在未來打拼出一片天地。

只有努力奮斗，前人的成功是對我們的激勵，在優秀的基礎上努力奮斗，靠自己的打拼，也能有屬于自己的天地，成為自己領域的“名人”，加油吧，財大人！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莊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后，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后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后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愿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于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于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后，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后才終于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準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后，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并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于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于武大法學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后，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里沒譜。于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于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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