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安培之聲買粉絲(請各位英文高手，幫忙翻譯一下這個游戲的更新日志,謝了!)

愛因斯坦到后來就瘋了,是他太聰明了嗎?

愛因斯坦并不是個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國小鎮烏爾姆一個普通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經營一家小型電器修理制造廠。對于這第一個孩子，父母沒有很高的期許。但當阿爾伯特到四歲還不太會說話時，他們還是不免有些著急。那時，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阿爾伯特的妹妹，已經喋喋不休。

阿爾伯特也不喜歡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鬧，尤其厭惡小伙伴們酷愛的軍事游戲。大部分時間，他都一個人躲在一邊安靜地玩積木，耐心地搭出鐘樓啦、教堂啦、市政廳啦，還常常自己創造出許多玩法。比如，他喜歡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層樓高。他看著自己的“建筑”時，便感到創造的快樂。

上小學后，和其他孩子一樣，阿爾伯特接觸了宗教。他被《圣經》里的故事所吸引，為教堂里的氣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寫了一些歌頌上帝的短詩，配上音樂，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輕輕哼唱。

但作為一個猶太孩子，在19世紀末的德國，他受到了同學的排擠。沉默的、孤獨的阿爾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緣由。他專心地聽講，耐心地應付學校的課程。10歲時，他進入了古典氛圍很濃的路德中學。

對愛因斯坦的人生起關鍵作用的幾年，便是這之后的幾年。

愛因斯坦的叔叔是一個對科學有強烈興趣的人，與他父親一同經營小電器廠。在電力工業剛剛興起時，他們便開始生產發電機、弧光燈、白熾燈和電話。在叔叔的影響下，愛因斯坦從小對動手的技術和抽象的數學都非常感興趣。10歲以后，當地的一位醫科大學學生塔爾穆德每周末到愛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給小阿爾伯特帶些科學和哲學的書籍。

12歲時，愛因斯坦便讀完了《歐幾里德幾何》，并自己證明了畢達哥拉斯定理；13歲時，他讀了康德的哲學名著《純粹理性批判》，不時與塔爾穆德討論其中的問題；在塔爾穆德的勸告下，他讀完了長達12卷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其中匯集了有關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現象有其固有規律。這些書籍中止了愛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歲時，他寫道：“由于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經》里的故事有許多不可能是真實的。其結果就是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是故意用謊言來欺騙年輕人的……這種經驗引起我對所有權威的懷疑，對任何社會環境里都會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種懷疑的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

“我很清楚，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就這樣失去了，這是使我自己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從那種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個嘗試。”

第二個嘗試在他16歲時到來。他所就讀的學校滲透了濃厚的軍國主義精神，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憶這段時間時說：“對我來說，小學老師好像是士官，中學老師好像是尉官。”

他沒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敗移居米蘭后不久，16歲的愛因斯坦自作主張，離開學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寫道：“依我看，學校若是主要以恫嚇、威脅和人為的權威教學，那是最壞的。這種教學方法摧殘了學生們的健康感情、誠懇正直和自信心，培養出來的是唯唯諾諾的庸碌之輩。”

這種厭惡如此強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與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聯系。他求父親為他申請放棄德國國籍。1896年，申請獲準。

“你在自己短暫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悅，贊賞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

因為投考蘇黎世理工大學失敗，愛因斯坦勉強同意到瑞士的阿勞中學完成未學完的高中課程。但他對教育的成見很快就消失了。阿勞中學提倡教師有選擇教學方法的自由，因此課上得十分有趣，學生們可以在實驗室獨立工作，高年級學生對各種社會問題也極為關心。

正是在這里，愛因斯坦產生了那個對他的學術成長頗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個人以光速跟著光波跑，會出現什么情況？

后來，愛因斯坦稱阿勞中學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愛的樣板”。“人不是機器，要是周圍環境不允許他襟懷坦白、暢所欲言，人就不會生氣勃勃！”

這種對教育和學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學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決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課堂上聽課，而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實驗室里，并開始閱讀著名物理學家的著作。蘇黎世理工大學的本科四年，只有兩次考試，依靠借閱同學的筆記，他通過了，但這依然使他感到厭惡，為了應付考試，他不得不記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試，就會難受半年”。

愛因斯坦的求學經歷，使得他對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應邀對教育問題進行演講或寫文章，在他的認識里，學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而不應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的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這些寶貴的東西，是通過同教育者親身接觸，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過教科書傳授給年輕一代的。”

1901年，愛因斯坦大學畢業，但學校不喜歡他的獨立，不同意留任他為教師。同時，由于家里人反對他和大學同學瑪麗琦結婚，他與家庭的關系也非常緊張。他開始了艱難的謀生。先是在一家技術學校任代課教師，后來又找到一份為期3個月的家庭教師工作。

1902年2月，伯爾尼的報紙上，以這樣一種方式，第一次出現了愛因斯坦的名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愿為大學生或中學生完全私人地補習數學和物理學……”

在這之前，愛因斯坦已經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但顯然，他還是個無名之輩。注意到這條廣告的，只有兩個大學生。但愛因斯坦沒能靠這種方法賺到錢，因為他們三個人聊得過于投機，而使授課變成了長時間的討論和共同學習，三個人開玩笑地將這個小團體稱為“奧林匹亞科學院”，愛因斯坦被任命為“院長”。

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他們的視野中充斥了馬赫、休謨、安培、黎曼、狄更斯、塞萬提斯等人的哲學、科學和文學作品。他們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經常為某一頁、某一句話爭論，爭論持續到深夜，甚至一連幾天。

從某種程度講，奧林匹亞科學院就是愛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學校。他終生都對這個“幸福時代”充滿感念。逝世前兩年，他給當年的另一位“院士”寫了一封信，開頭即是：“致不朽的奧林匹亞科學院：你在自己短暫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悅，贊賞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我們創立了你，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們開玩笑……”

“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

在創立奧林匹亞科學院的那一年，經人介紹，愛因斯坦終于獲得了伯爾尼專利局三級技術審查員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職工作，終于不用再為生存而發愁了。他熱愛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學革命的論文便是這個26歲的專利局小職員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愛因斯坦一共寫了6篇論文，發表了5篇。其中一篇題為《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便是后來眾所周知的“狹義相對論”，它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時空觀念，從而使經典力學只成為相對時空中的一個特例。發表這篇文章三個月后，愛因斯坦又寫了一篇作為推論的短論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發現，使當時困惑所有物理學家的問題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為何能不斷釋放出大量能量，太陽為何能長久地發出如此強烈的光和熱等，也為核能的釋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論基礎。

當然，并沒有太多的人愿意和愛因斯坦一樣拋棄固有的思維習慣。據說，當時全世界能夠理解相對論的人，只有12個。

由于名字頻繁地出現在物理學雜志上，愛因斯坦漸漸有了些名氣。他終于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得以在幾所大學任教，先是在蘇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來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沒因此而恢復自己的德國國籍。

遺憾的是，他到達后4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也正是從這時起，愛因斯坦開始了他作為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人權主義者的生涯。

1914年，德國一批最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發表了一篇為德國侵占比利時的行為辯護的《文明宣言》，德國幾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簽了字，包括哈伯、倫琴、普朗克、菲舍爾等93個人。這份宣言后來被稱為是“真正知識分子的無恥宣言”。

簽名者里，沒有愛因斯坦。

幾天后，愛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對《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份文件題為《告歐洲人民書》，提出：“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護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開展一個“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努力去組織歐洲人聯盟”。

這份宣言在柏林大學的教職員工中傳閱了，但只有4個人敢簽名。與93人的龐大對手相比，它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但愛因斯坦沒有氣餒，參加了反戰組織“新祖國同盟”。1915年3月，他寫信給羅曼·羅蘭說：“在我們歐洲，300年緊張的文化工作，只引導到以民族主義的狂熱來代替宗教的狂熱，后輩人能感謝我們歐洲嗎？許多國家的學者作出的舉動，似乎他們的大腦已被切除……如果你認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請隨便使用吧！”

半年后，羅曼·羅蘭特地與愛因斯坦會面。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愛因斯坦對于他所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判斷令人難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沒有一個德國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會見結束后，羅蘭有些困惑：“在這個夢幻般的歲月里，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他剛才還笑呢。”

愛因斯坦并沒因戰爭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狹義相對論發表10年后，廣義相對論問世了。

1919年11月，廣義相對論在一次對日全食的觀測中得以證實，愛因斯坦終于成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從未刊登過任何關于愛因斯坦的報道的《紐約時報》也破天荒發表了一篇有多行標題的文章：“天上的光線全部是彎曲的／科學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動地盼望日食觀測結果／愛因斯坦理論獲勝／星體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誰也用不著擔心／一本給12個智者讀的書／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理解它，大膽的出版商接受此書時愛因斯坦如是說”。

愛因斯坦一下子成了眾人矚目的中心。他不斷被邀請參加各種活動、發表演講。慕名而來的人似乎一下子從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門口，還有一些人來尋求經濟上的幫助。但實際上，他只有極少幾次在公開場合露了面，目的是為慈善機構募捐。有時，他會開玩笑地對妻子說：“這次你把我賣了多少錢？”

這時，在愛因斯坦的思想里，這些社會活動與他向往的寧靜生活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時又永無休止地感受到科學家對人類的責任。“對人類及其命運的關心肯定始終是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

他的確有很多事想要關心。

1920年后，德國民族主義抬頭，排猶勢力甚囂塵上。有人在柏林報紙上兩度宣稱要謀害愛因斯坦。他的相對論在德國也受到批判。但愛因斯坦并不擔心這個。他關心的是能否永遠地消滅戰爭，并為此到處奔走呼號。

1921年，愛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說：“科學正在受到戰爭的可怕后果的傷害，但是應該首要考慮的是人類……直到文化、商業和工業中的國際主義得到重建時，才能有和平。戰爭的創傷才能治好……”

1922年，他應邀參加了國際聯盟的“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并在兩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會議。1926年，愛因斯坦甚至給一份報紙寫了一篇介紹這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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