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元時期專門負責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宋元時期中國對外交流與貿易的重要口岸有哪些)

宋元時期是怎樣對外貿易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

銅錢外流，自北宋時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

但那時主要是以來商攜帶的形式流到日本，現在，日商直接偷運，遂使南宋出現銅錢嚴重短缺

元日貿易 元帝國與歐亞兩大洲的許多國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對日貿易在元朝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

元世祖準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軍事手段，以達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

所以，在元世祖時期，對日商入元無任何限制，甚至還有意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以利日商的往來

只是由于幕府堅持不通和好，兩國才沒有發展成為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二，由于日本國內的各種原因，要求對元貿易

點評：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貿易可以說是宋日貿易的延續，在此不再詳細陳述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為了招徠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內侍，攜帶詔書、金帛往南海諸國拜訪，為海外貿易搭建商業平臺，主動購買南海諸國的香料、藥材、珍珠等物資，外商也從中國購回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經阿拉伯，遠銷亞歐等地。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有限的耕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膨脹的國防開支，迫使南宋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用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徭”（據《宋史會要輯稿》）。外貿的關稅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傳統的抑商政策進一步放松，政府高層追求更加務實的經濟效益。為此，南宋政府進一步擴大通商口岸，開辟了不少類似今天的經濟特區，如明州、泉州、溫州等地區，還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使得許多商人也積極投身于招商引資中來，為了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同時還在這些經濟特區中開設了外貿酒店等配套設施，并對外國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元統一全國后，為了保證大都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要，在利用陸路、運河之外，又開辟了海運線路，由于海運比陸運、河運省時省力，加上處于政治上控制東南地區，后來慢慢形成了漕運以航海為主、內河運輸為輔的格局。元武宗曾經說過，“海道里取官糧交運將大都里來的，最打緊的勾當”（據《元典章》）。故有“終元之世，海運不廢”盛況（據《元史》）。除了政府的重視之外，元朝繼續延續兩宋做法：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采取農商并重政策等，元朝對外貿易也取得巨大成績，表現為：（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綜上所述，政策、航海技術、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程度、招商引資技巧等是影響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希望對今天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有所借鑒。

宋元時期的商業研究

宋元時期是中國發展的中期各種社會機制都有了自己新的發展趨勢。商業也不例外。此時已進入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有學者根據宋代的商業經濟，將此時的中國比作西方近代社會，雖有偏頗，但足以反映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發展依賴于社會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首先，農業生產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經濟重心南移以后。南方稻田開發擴大了水稻面積，耕地總面積達到5億畝，人口1.2億。資源和人口配置基本合理。其次，農產品商品化加速，經濟作物開始大面積種植。政府不再用實物形式向農民征稅，而是逐步實行以錢代稅。進行政治改革時，用錢代替了服務。稅收貨幣化直接促進了商業交換的發展。三是手工業技術水平高，手工業蓬勃發展。比如有官窯、汝窯、鈞窯、定窯等等。工商業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對各種消費品需求的增加，也推動了商業的發展，并使一些產品開始向全國范圍內長途販運的趨勢發展。長期以來，從事轉運的商人都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百里無柴燒，千里無柴燒。糧食這種日用大宗商品，只能在產地和附近進行交易。雖然歷代政府也有通過水運將部分糧食從產糧區運往京都，但都僅限于政府組織的官方運輸，普通商人不敢問津。隨著南北大運河的開通，隋唐時期，水運業大發展，地位日益重要。而漢人提出的百里不賣柴，千里不賣柴的運輸原則，唐人基本都遵守了。北宋時期，隨著水運的發展，商人們忽略了千里無賣又奔向了賣糧的長途征程。商賈長途運糧在北宋社會經濟生活中只是一朵小花。但作為商業運輸史上的新現象，它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南北經濟交流的不斷發展，沖擊了自然經濟封閉分散的慣性。同時，作為日常必需品的糧食突破地域限制進入市場，也反映了依賴糧食市場的非農人口的增加。一般來說，吃商品糧的人基本不屬于自給自足的范疇。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需要依靠市場的存在。這種現象的發展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由于長途漕運的出現，長途漕運商業服務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不再局限于皇室和貴族。過去，長期以來商人販運的貨物大多是奢侈品，目的是滿足皇室和貴族的需求。所以這種交易的范圍很窄，和廣大的下層社會群體關系不大。糧食是一種日常用品，不僅供應給皇室和貴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這類物資通過長途販運進入市場，將交易范圍從皇室、貴族擴大到普通百姓，從而搞活了商品經濟。在宋代，商人不僅販賣食物，還販賣茶葉。茶葉是江淮南部的一種區域性經濟作物。長江流域的氣候和土壤都適合茶樹的生長，尤其是山區和丘陵地區。北宋時，茶葉主要產于鏡湖

繁榮的商業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北宋時，東京的汴梁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在宋注東京夢華錄中有詳細的記載。南宋時期，杭州是商業大都市，營業稅收入全國第一。這兩個城市的人口達到了近百萬，即便如此，凱爾波羅在游記中還是驚嘆不已。這些經濟中心的作用非常顯著，圍繞它們形成了多層次的市場網絡。以這些城市為中心，以鄉鎮和市場為基礎，蛛網式的區域市場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自然地組合連接在一起。反過來，它們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日益顯著的變化。隨著城市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自晚唐開始衰落的方時體系徹底崩潰。廣場上的居民打通圍墻，在街前設門開店，城里的商人拆掉圍墻，擴大商業活動的空間。總結起來，城市商業的分布和交易行為變成了幾種模式：一種是店鋪脫離了同一貿易街區的限制，各自獨立地分散在各處；一個是大部分同行店鋪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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