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名稱(出現在古代的商團是怎樣管理的，行頭有哪些職責？)

我國歷史上最早設置的管轄對外貿易官署的名稱

市舶使司,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

唐玄宗開元間，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使于廣州，以后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

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

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

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

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

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

后又專設提舉官

宋代對外貿易的概況？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 宋朝先后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江陰）、慶元府（明州，寧波）、嘉興府（秀州）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146]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中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于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出現在古代的商團是怎樣管理的，行頭有哪些職責？

市舶制度是我國歷史上對外經濟和貿易關系發展的產物，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它表明了我國不僅有善于做對外貿易，而且也會管理對外貿易的歷史傳統。當然，市舶制度也只能是封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秉命于中央朝廷，它的核心是統制貿易。

一、市舶的產生

根據史料考證，我國的市舶度開始于唐代早期。即使早期，也有兩種論說。一說是起源于貞觀年間。此說始于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論斷。他說：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次曰牛頭舶，遞得三分之一。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天下郡國利病書》）

另有一說，即《冊府元龜》的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說：“開元二年……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以上兩種說法都不足定論。顧炎武雖是一代名家，但此說與事實頗多不符。例如，唐代的省區建置稱“道”，而不稱“路”；所謂“三路舶司”，這是宋代對粵閩浙三路市舶的簡稱。所謂“貞觀十七年”之事，可能系誤引《宋會要》中載及南宋紹興十七年下詔舶司的史料。也許因為顧炎武的盛名而被《粵海關志》、《廣東通志》等以訛載訛，流傳至今吧。

關于開元二年的記事也只是說：此年廣州市舶司官員周慶立等人“廣造奇器異巧以進”，而被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柳澤彈劾。可見廣州市舶應建于唐玄宗開元二年之前。

市舶制度起于唐代已無問題，雖然《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正史”并無專載，但在唐代其他文籍中，卻有多次記載，只有名稱不同了。如“廣州結好使”（《文苑英華》）、“押蕃舶使”（《柳河東集》）、“監舶使”（《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等。

二、市舶使的職能

市舶使并非地方的行政首腦，而是專管外交外貿的外事官員，其地位一般在地方長官刺史之下。如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13-741年），楊貴妃、楊國忠等權寵之時，“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舊唐書五十一后妃傳》）。

嶺表是古代對五嶺以南地區的統稱。嶺表歷來為我國對外交往的門戶所在，交州、廣州是嶺表的代表。《舊唐書》所說的揚益嶺表，即是指唐代著名的四大工商業城市，即揚州、成都、交州、廣州。除益州（成都）是內陸大邑外，交廣揚三州是唐代的三大對外貿易口岸。向朝廷進奉的異物多屬舶來之物。

為什么要由州刺進奉，可見州刺地位一般高于舶使。但舶司屬于管理外貿的職能部門，且舶使職務也多由中央任命，故州刺在干預外貿方面事務必須尊重舶司的職能。例如，據《全唐書》說，外國商人運來象牙、犀角、貝珠等高貴貨物，“州與監舶使必摟其偉異”。可見州刺（刺史）和市舶司官員是共同參與的。

三、市舶的地位

經過唐初經濟上的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政治上的寬容統ー，軍事上對突厥戰爭的勝利，西域再度暢通，海上諸國紛紛來唐貿易通好。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掌管海外貿易的專司機構市舶司應運而生。因此，唐在廣州置市舶的年代約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公元650-683年），此時廣州的波斯、大食商人已紛紛來到嶺表通商定居。

根據唐代對外實行的開放政策，鼓勵中外經濟貿易來往，“結好使”、“押蕃舶使”、“監舶使”、“市舶使”等官制也就相應產生，起先有權宜之稱，但在開元天寶年間，市的體制基本形成。

根據歷史記載，唐代設置市舶的口岸只有交廣兩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部，漢唐期間，一直為我國嶺南的重要口岸之一。魏晉以來，廣州地位漸趨上升，到了唐代，其吞吐量已超過交州，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大港。故唐置市舶時，廣州在前，交州建置市舶尚在八世紀中葉。唐德宗時，宰相陸在《論嶺南請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提出由朝廷派“中使”掌管交州（安南）市舶。

市舶的地位因其重要性日增而得到提高。八世紀中葉起，漸與州刺相當，甚至一度超過地方州刺。其主要原因，是朝廷有時直接委派宦官掌管市舶。唐代是宦禍熾烈的朝代。唐玄宗在位期間，宦官集團日趨專橫弄權，八世紀中后期已成宦禍，勢傾朝野。它是封建中央集權的產物，皇帝的親信雖然未必全是宦官，但宦官干預朝政的起因卻是因為皇帝的親信。奴才得勢，炙手可熱，甚至勢過其主的史實，這是常見不鮮的。

“中使”是宦官的美稱。所謂“市舶中使”也就是市舶宦官或市舶太監。以太監掌管進出口貿易，并作為中央集權的代表，說明封建朝廷把市舶的地位是放得很高和對海外貿易的倚重。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三載：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出現過廣州市舶中使呂太一舉兵驅逐嶺南節度使張體的事件。節度使是封疆大吏，地方大員，掌管數州的軍政長官，竟被廣州舶使所逐，可見舶使權勢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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