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代海上貿易路線圖(淺談宋代的海上經濟貿易)

漢朝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圖，清晰的，誰能支持下

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后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后，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后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后，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后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關于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余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余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后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后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也這么說吧：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信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后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于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并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后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最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國。他們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宋代海上貿易為何如此發達？

1、宋朝人發明了指南針，造船技術高，利于航海。

2、政府鼓勵市民多海外貿易。

3、宋朝商業繁榮，來宋的海外商人較多，致使貿易發達。

4、人們生活安定富裕。

擴展資料：

其他原因：

1、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海上絲綢之路清楚的路線圖是什么？

絲綢之路是當時對中國與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稱，實際上并不是只有一條路。除了陸上交通以外，還有一條經過海路到達西方的路線，這就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不僅僅運輸絲綢，而且也運輸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貨物，和香料、藥材、寶石等進口貨物。 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點是福建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后，來往更加密切，作為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為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家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于輸入的商品歷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希望對你有用！

淺談宋代的海上經濟貿易

宋王朝先后在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負責抽解（抽稅）、博買部分進口商品、維護港口、發放“公憑”（貿易許可證）、禁止走私等事務，職能相當于今日的海關；又在秀州、溫州等港口設立二級機構“市舶務”，還在一些縣鎮設置三級機構“市舶場”。海商只要到這些機構登記，領取“公憑”，便可以販運商貨出海。

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宋朝船塢造出的多桅船，桅桿裝有轉軸，可以自由放倒、豎起，其中用于遠洋航行的木蘭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船艙之內可以養豬；還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海商將他們的商船開至南洋群島，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然后入印度洋，經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再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進入紅海，或越過蘇伊士地峽入地中海。原來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線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勵海商招徠蕃商來華貿易，“蕃商有愿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但不允許“擅載外國入貢者”，宋王朝輕朝貢、重通商的近代品質，從這里可見一斑）。對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貢獻的海商，宋政府還會賜予官職。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宋人描述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今柬埔寨境內）、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這是廣州港繁華商貿的寫照。泉州港的繁榮不讓廣州，“泉南地大民眾，為七閩一都會，加以蠻夷慕義，航海日至，富商大賈，寶貨聚焉。”

從海外諸邦進口大宋的寶貨，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藥材、胡椒等天然產品，而從大宋出口至諸蕃的商貨，則主要為陶瓷、絲綢、紡織品、茶葉等手工業制品，這完全是發達經濟體與落后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構。每一年，宋朝市舶司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二百萬貫，以百分之十的稅率計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進出口總額約為二千萬貫。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護來華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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