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元對外貿易港口(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兩宋時期,對外貿易港口主要有哪些?

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著名港口是哪兒

泉州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宋元時期是怎樣對外貿易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

銅錢外流，自北宋時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

但那時主要是以來商攜帶的形式流到日本，現在，日商直接偷運，遂使南宋出現銅錢嚴重短缺

元日貿易 元帝國與歐亞兩大洲的許多國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對日貿易在元朝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

元世祖準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軍事手段，以達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

所以，在元世祖時期，對日商入元無任何限制，甚至還有意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以利日商的往來

只是由于幕府堅持不通和好，兩國才沒有發展成為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二，由于日本國內的各種原因，要求對元貿易

點評：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貿易可以說是宋日貿易的延續，在此不再詳細陳述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為了招徠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內侍，攜帶詔書、金帛往南海諸國拜訪，為海外貿易搭建商業平臺，主動購買南海諸國的香料、藥材、珍珠等物資，外商也從中國購回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經阿拉伯，遠銷亞歐等地。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有限的耕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膨脹的國防開支，迫使南宋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用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徭”（據《宋史會要輯稿》）。外貿的關稅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傳統的抑商政策進一步放松，政府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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