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元時期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著名港口是哪兒

泉州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著名港口是哪兒？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臺灣一水之隔，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是我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港口興，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我 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我國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借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我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發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明州(寧波)——高麗(今朝鮮)——日本；東南線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里)——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我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并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海外貿易處于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俄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為了招徠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內侍，攜帶詔書、金帛往南海諸國拜訪，為海外貿易搭建商業平臺，主動購買南海諸國的香料、藥材、珍珠等物資，外商也從中國購回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經阿拉伯，遠銷亞歐等地。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有限的耕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膨脹的國防開支，迫使南宋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用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徭”（據《宋史會要輯稿》）。外貿的關稅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傳統的抑商政策進一步放松，政府高層追求更加務實的經濟效益。為此，南宋政府進一步擴大通商口岸，開辟了不少類似今天的經濟特區，如明州、泉州、溫州等地區，還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使得許多商人也積極投身于招商引資中來，為了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同時還在這些經濟特區中開設了外貿酒店等配套設施，并對外國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元統一全國后，為了保證大都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要，在利用陸路、運河之外，又開辟了海運線路，由于海運比陸運、河運省時省力，加上處于政治上控制東南地區，后來慢慢形成了漕運以航海為主、內河運輸為輔的格局。元武宗曾經說過，“海道里取官糧交運將大都里來的，最打緊的勾當”（據《元典章》）。故有“終元之世，海運不廢”盛況（據《元史》）。除了政府的重視之外，元朝繼續延續兩宋做法：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采取農商并重政策等，元朝對外貿易也取得巨大成績，表現為：（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綜上所述，政策、航海技術、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程度、招商引資技巧等是影響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希望對今天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有所借鑒。

宋元時期國內最大港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是

南京港，南京市。那個時候叫做金陵、建康。

宋元時期的金陵依然保持南唐的城市規模，作為東南地區的經濟重鎮而聞名。著名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3次以宰相之位擔任江寧知府，并定居、終老在這里。南宋名將岳飛在南郊的牛首山一帶大敗金兵。元代，城內設有東、西織染局，組織絲織品大量生產，專業工匠有6000多戶。

南京港早在三國時就成為軍港和商港，自元代起是南糧北運起運港口之一，也是鄭和下西洋的基地港。南京港位于長江下游，江蘇省省會南京市。處于我國沿江、沿海“T ”型經濟發展戰略帶結合部和東西大動脈長江航道與南北大動脈京滬鐵路的交匯點，水路距長江入海口437 公里 。南京沿江地理位置優越，有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五種集疏運方式。水路外通海洋，內聯長江及眾多支流和京杭大運河；鐵路主要由津浦、滬寧、寧銅、寧贛、寧西、寧啟多條鐵路干線與全國鐵路網溝通；公路主要包括滬寧、寧杭、寧高、寧馬、寧洛、寧連、寧通等高速公路和104、205、312、328等國道以及多條省級公路；管道主要有魯寧管線、甬滬寧管線、儀長管線；航空可通過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與各地相連。優越的自然條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運輸網絡中重要的一環，具有十分有利的競爭優勢。南京港已成為我國華東地區及長江流域江海換裝、水陸中轉、貨物集散和對外開放的多功能江海型港口，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樞紐和沿海主要港口之一。2009年南京港內河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788.9萬噸，其中，出港178.4萬噸，進港608.5萬噸；與2008年相比，2008年吞吐量共計887.9萬噸，其中出港31.1萬噸，進港856.8萬噸。同比總量下降12%。南京港2009年長江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1.21億噸，其中出港 0.52億噸，進港0.69億噸，與2008年相比，同比增長9%，我市港口業繼續又好又快地發展。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1.經濟的發展，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政治上安定，經濟上實行貨幣、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對秦朝的生產發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實行殘暴的統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針對秦朝的弊政，漢初統治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將農桑視為一切之本，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伴隨著漢代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漢王朝穩定的社會環境、發達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為地區性、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2.航海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保障

首先,中國在燧人氏時代就已經開始木筏時代，戰國時期,以櫓槳驅動的樓船為代表，中國戰船的性能已逐步趕上和超過了當時的地中海國家；兩漢時期引入風力作為船的驅動力，當時的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1]。其次，中國很早就以風作動力，用帆助航；東漢時，利用季風航海已有文字記載，把每年梅雨后出現的東南季風稱為“舶風”。唐、宋以后，利用季風航海十分廣泛。另外,在獨木舟時代，航海者們就已經懂得觀察日月星斗來確定方向對；此后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并將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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