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港口(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著名港口是哪兒

泉州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著名港口是哪兒？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臺灣一水之隔，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是我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港口興，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我 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我國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借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我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發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明州(寧波)——高麗(今朝鮮)——日本；東南線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里)——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我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并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海外貿易處于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俄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

宋元時期是怎樣對外貿易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

銅錢外流，自北宋時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

但那時主要是以來商攜帶的形式流到日本，現在，日商直接偷運，遂使南宋出現銅錢嚴重短缺

元日貿易 元帝國與歐亞兩大洲的許多國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對日貿易在元朝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

元世祖準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軍事手段，以達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

所以，在元世祖時期，對日商入元無任何限制，甚至還有意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以利日商的往來

只是由于幕府堅持不通和好，兩國才沒有發展成為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二，由于日本國內的各種原因，要求對元貿易

點評：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貿易可以說是宋日貿易的延續，在此不再詳細陳述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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