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元時期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兩宋時期,對外貿易港口主要有哪些?

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宋元時期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這是為什么

宋朝時期對外開放主要是海外貿易，宋朝造船業躍居世界的首位

政府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在主要港口設立的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

宋元時期的商業研究

宋元時期是中國發展的中期各種社會機制都有了自己新的發展趨勢。商業也不例外。此時已進入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有學者根據宋代的商業經濟，將此時的中國比作西方近代社會，雖有偏頗，但足以反映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發展依賴于社會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首先，農業生產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經濟重心南移以后。南方稻田開發擴大了水稻面積，耕地總面積達到5億畝，人口1.2億。資源和人口配置基本合理。其次，農產品商品化加速，經濟作物開始大面積種植。政府不再用實物形式向農民征稅，而是逐步實行以錢代稅。進行政治改革時，用錢代替了服務。稅收貨幣化直接促進了商業交換的發展。三是手工業技術水平高，手工業蓬勃發展。比如有官窯、汝窯、鈞窯、定窯等等。工商業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對各種消費品需求的增加，也推動了商業的發展，并使一些產品開始向全國范圍內長途販運的趨勢發展。長期以來，從事轉運的商人都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百里無柴燒，千里無柴燒。糧食這種日用大宗商品，只能在產地和附近進行交易。雖然歷代政府也有通過水運將部分糧食從產糧區運往京都，但都僅限于政府組織的官方運輸，普通商人不敢問津。隨著南北大運河的開通，隋唐時期，水運業大發展，地位日益重要。而漢人提出的百里不賣柴，千里不賣柴的運輸原則，唐人基本都遵守了。北宋時期，隨著水運的發展，商人們忽略了千里無賣又奔向了賣糧的長途征程。商賈長途運糧在北宋社會經濟生活中只是一朵小花。但作為商業運輸史上的新現象，它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南北經濟交流的不斷發展，沖擊了自然經濟封閉分散的慣性。同時，作為日常必需品的糧食突破地域限制進入市場，也反映了依賴糧食市場的非農人口的增加。一般來說，吃商品糧的人基本不屬于自給自足的范疇。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需要依靠市場的存在。這種現象的發展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由于長途漕運的出現，長途漕運商業服務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不再局限于皇室和貴族。過去，長期以來商人販運的貨物大多是奢侈品，目的是滿足皇室和貴族的需求。所以這種交易的范圍很窄，和廣大的下層社會群體關系不大。糧食是一種日常用品，不僅供應給皇室和貴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這類物資通過長途販運進入市場，將交易范圍從皇室、貴族擴大到普通百姓，從而搞活了商品經濟。在宋代，商人不僅販賣食物，還販賣茶葉。茶葉是江淮南部的一種區域性經濟作物。長江流域的氣候和土壤都適合茶樹的生長，尤其是山區和丘陵地區。北宋時，茶葉主要產于鏡湖

繁榮的商業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北宋時，東京的汴梁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在宋注東京夢華錄中有詳細的記載。南宋時期，杭州是商業大都市，營業稅收入全國第一。這兩個城市的人口達到了近百萬，即便如此，凱爾波羅在游記中還是驚嘆不已。這些經濟中心的作用非常顯著，圍繞它們形成了多層次的市場網絡。以這些城市為中心，以鄉鎮和市場為基礎，蛛網式的區域市場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自然地組合連接在一起。反過來，它們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日益顯著的變化。隨著城市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自晚唐開始衰落的方時體系徹底崩潰。廣場上的居民打通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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