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朝海外貿易中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中國古代對外輸出的商品有什么？)

宋朝海外貿易發達的原因是什么？

1、原因：

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

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擴展資料

宋朝主要像海外輸出哪些商品？

宋朝的對外文化和經濟貿易遍及整個亞洲并遠至非洲。在交往活動中，宋代向海外輸出的商品，除傳統的絲織品外主要是瓷器。

北宋的制瓷業，在生產技術、花色品種等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窯的產品，由于做工精細、式樣典雅，是海外諸國爭相購買的商品。開封官窯、越州哥窯就設在運河沿岸，其他名窯如定州定窯、汝州汝窯、禹州锏窯的產品從運河運往杭州，轉至明州、廣州港運往海外各地。

宋代海外貿易的概況有哪些？

1、原因：由于西夏的興起,中原通往西域的中外商路受阻.

商業的繁榮和經濟重心的南移,促使宋朝政府重視并鼓勵海外貿易.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絲綢在我國古代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絲綢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處于初步鞏固與發展的時期，秦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為漢代的強盛奠定了基礎。漢初實行“與民修養”政策，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規模宏大的官營絲綢業建立起來，其產品主要滿足宮廷與官府的需求；民營絲織業也有了較大發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產品特色和知名度。絲綢產區較商周時期有所發展。西漢時期絲綢的生產重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從東漢時期開始，西南地區的蜀錦成為全國聞名的絲綢產品。[6]

馬王堆一號漢墓素紗禪衣

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了大發展，而且隨著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漢武帝時期北擊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溝通了中原內地通向西域并連貫歐亞大陸的道路。貿易的推動使得中原和邊疆、中國和東西鄰邦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路從長安出發，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前126年，在漢武帝的西進政策下，中國的蠶絲與絲綢源源不斷地通過絲綢之路輸往中亞、西亞并到達歐洲，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漢代絲綢織物就是當時貿易繁榮的物證。中國的絲綢生產技術也在這一時期傳播到中亞地區。

絲綢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不絕，國家長期分裂，政權頻繁更替。劇烈的社會動蕩、復雜的政治格局、持續的民族交融、廣泛的國際往來，令絲綢生產雖發展艱難，但內涵豐富，面貌多樣。這一時期，北方仍然是絲織品的主要產區，四川成都地區絲綢業一向發達，江南地區由于三國時的相關政策，開發絲綢業有了新的起色，經過南朝的經營而進一步得到發展，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絲織業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戰亂，造成對黃河流域經濟的嚴重破壞，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7]

絲綢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總的來說國家強盛、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尤其是文化上的開放，顯示了這一時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風格。絲綢業也在這一社會基礎上出現了發展高潮。當時重要的絲綢產區有三個：一是黃河流域，以河北、河南兩道為主體；二是四川巴蜀地區，劍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劃入本區；三是長江下的東南地區，基本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亂后，江南地區的重要性大大增強。此外，西北地區絲綢的發展在邊遠地區中首屈一指，并表現出濃郁的地方特色。

法門寺唐代絲織品

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模較前代大大擴充。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絲綢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隨著蠶桑技術的進步，中國絲綢有過短暫的輝煌。不但絲綢的花色品種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出現了宋錦、絲和飾金織物三種有特色的新品種，而且對蠶桑生產技術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絲綢生產以黃河流域、江南地區和四川地區為重要產區，中晚期生產重心已轉移至江南地區，但北方在高檔絲織品生產上仍保持優勢。南宋時，絲綢產區基本集中在長江流域，江南地區絲綢生產占絕對優勢，浙江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府”。遼在奪取燕云十六州后開始發展蠶桑絲綢生產，金代統治區域的絲綢業雖遭破壞，但也維持了一定規模。[6]

宋朝的官營絲綢生產作坊有相當規模，在京城少府監屬下設置綾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繡院，同時還在重要絲綢產區設置官營織造機構。東京的綾錦院，真宗年間有織機400多張，潤州織羅務年產量萬匹，新興絲織業中心城市婺州，號稱“衣被天下”。太湖流域“繭簿山立，繰車之聲連甍相聞”[10] 。兩宋民間絲織業十分發達，除作為農村傳統手工業以外，城市中的絲織作坊大量涌現，民間機戶的力量不斷增長。對外貿易方面，由于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海上絲綢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生絲與絲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

元代絲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元初絲綢生產遭遇戰爭的破壞，但產區仍有一定規模，以中書省所轄的“腹里”地區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長江下游為最盛，歷史上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農書《農桑輯要》也在全國發行。元代中期以后，產區格局有較大變化，北方地區的絲綢生產衰落，江南地區變得更為重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氣候變冷使北方不宜于蠶桑生產，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種植也使得蠶桑業趨向集中。由于蒙古貴族對貴重工藝品的特殊愛好，元代設置了大量官營作坊，集中了全國大批優秀工匠，征調蠶絲原料，進行空前規模的大生產。龐大的官營織造體系是元代絲綢生產的重要特色，對民間絲綢生產有一定抑制作用。[6]

絲綢明清時期

明清兩代，由于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絲綢的生產與貿易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絲綢生產的商品化趨勢日漸明顯，絲綢的海外貿易發展迅速。江南蘇湖一帶成為最重要絲綢產地，發展了一批典型的絲綢專業市鎮，官營織造也日趨成熟，此時，中國絲綢發展到了最活躍的時期。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農崇儉，蠶桑絲綢業的產區范圍有所縮減，但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性密集生產，其中蘇、杭、松、嘉、湖為五大絲綢重鎮。明代中期以后，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在商品經濟與專業分工經營條件下，江南地區的絲綢工商業獲得了極大繁榮。[6]

明代官營織造業規模較大，除在南京與北京設立中央染織機構外，還分別在絲綢產區的蘇州、杭州及全國二十多處地方設立地方織染局，供應宮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生產方式有“局織”和外發“領織”兩種，局織是輪班徭役制，領織為民間機戶，工匠的人身依附關系較元代有所松弛。明代實行海禁，對外貿易為政府控制下的朝貢貿易，絲綢產品以朝廷賜賞的形式流入周邊國家和地區。明中期以后，海禁漸開，中國生絲與絲綢大量銷往日本和經由澳門地區銷往歐洲。

清初絲綢業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康熙時采用了鼓勵措施，絲綢生產獲得較快發展，在地域上進一步向環太湖地區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別是江南地區在規模和水平上成為全國絲綢業的中心。[6]

清代官營織造體系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買為主，總體規模比明代有所縮減，重要的有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合稱“江南三織造”，負責供應宮廷和官府需要的各類絲織品。民間絲織業生產規模有所擴大，專業性分工和地區性分工更加明顯，涌現出一批繁榮的絲綢專業城鎮，產品種類繁多，內銷市場繁榮。在對外貿易方面，清厲行海禁，加強了對外貿易的限制，實行一口通商。盡管如此，中國對日本的生絲出口和對歐洲各國的生絲與絲織品出口仍然達到了相當規模。

晚清時中國絲綢業在苛捐雜稅和洋稠傾銷的雙重打擊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6]

中國古代對外輸出的商品有什么？

輸出的商品有絲綢，茶葉、陶瓷、藥材、紙等。

漢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唐朝：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兩宋：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遼、金與高麗通過使節貿易保持聯系，并在邊境設榷場，互通有無。日本、波斯、大食等國也同遼、金有貿易關系。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泉州、廣州、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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