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對外貿易量便于歷史比較(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什么是對外貿易量?它與對外貿易額是什么關系?

對外貿易量是指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對外貿易額

它剔除了價格變動的影響，單純的反應對外貿易的數量規模，相對于對外貿易額而言在反映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規模時更為準確

對外貿易值與對外貿易量

（一）對外貿易值(Value of Foreign Trade)

對外貿易值是以貨幣表示的貿易金額。一定時期內一國從國外進口的商品的全部價值，稱為進口貿易總額或進口總額；一定時期內一國向國外出口的商品的全部價值，稱為出口貿易總額或出口總額。兩者相加為進出口貿易總額或進出口總額，是反映一個國家對外貿易規模的重要指標。一般用本國貨幣表示，也有用國際上習慣使用的貨幣表示。聯合國編制和發表的世界各國對外貿易值的統計資料,是以美元表示的。

把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進口總額或出口總額用同一種貨幣換算后加在一起，即得世界進口總額或世界出口總額 。就國際貿易來看，一國的出口就是另一國的進口，如果把各國進出口值相加作為國際貿易 總值就是重復計算。因此，一般是把各國進出口值相加，作為國際貿易值。由于各國一般都是按離岸價格（FOB 即啟運港船上交貨價，只計成本，不包括運費和保險費）計算出口額，按到岸價格（CIF即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計算進口額。因此世界出口總額略小于世界進口總額。

（二）對外貿易量（Quantum of Foreign Trade）

以貨幣所表示的對外貿易值經常受到價格變動的影響，因而不能準確地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的實際規模，更不能使不同時期的對外貿易值直接比較。為了反映進出口貿易的實際規模，通常以貿易指數表示，其辦法是按一定期的不變價格為標準來計算各個時期的貿易值，用進出口價格指數除進出口值，得出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貿易值，便剔除了價格變動因素，就是貿易量。然后，以一定時期為基期的貿易量指數同各個時期的貿易量指數相比較，就可以得出比較準確反映貿易實際規模變動的貿易量指數。

什么是對外貿易值和與對外貿易量

對外貿易值(Value of Foreign Trade)是以貨幣表示的貿易金額。對外貿易量是剔除了價格變動因素后的對外貿易值。以貨幣所表示的對外貿易值常受價格變動的影響，為準確地反映一國進、出貿易的實際規模，通常以一定年份為基期，用進、出口值除進、出口價格指數，便剔除了價格變動因素，得出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貿易值，即對外貿易量。

溫馨提示：以上信息僅供參考，不作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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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只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為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1、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后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為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內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只是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臺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臺灣的反清斗爭。但是在清王朝統治臺灣以后，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臺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范。這個禁令，實際上只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歲月中，它仍為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2、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云臺山先后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云臺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只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國家船只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只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后，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只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復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為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后，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3、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里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著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復以后，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著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后，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為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產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內，能夠保證足夠的“內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御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御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于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制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里的外國船只，最初只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里外之黃埔。澳門的船只，則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后，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只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后，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滯留廣州。間有因事滯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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