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對外貿易政策歷史演變規律(從歷史角度看，對外貿易產生的基本條件)

試分析自由貿易政策三次歷史演變。（包括政策特點理論依據）

自由貿易政策貿易大廈自由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對進出口貿易不加干預，任其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政策有單邊、雙邊、諸邊和多邊多種。自由貿易政策實施表現為關稅的降低和應稅商品的減少、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與取消。自由貿易政策隨資本主義建立而出現，隨資本主義發展而演變。時強時弱，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政策。在國家存在和不平衡規律作用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政策時期短于保護貿易政策時期。但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資本擴張本性的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但不穩定。

19世紀產業革命以后，英國經濟競爭力大大增強。為了擴大市場，追求高額利潤，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確立單方面的自由貿易政策，并通過各種渠道推行，甚至通過戰爭，強加給戰敗的國家。

在20世紀初期，隨著英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和大危機的降臨，自由貿易政策被超保護貿易政策取代。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經濟強國。為了對外擴張，美國從二次戰前的貿易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并推動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建立，推行貿易自由化，把單邊的自由貿易政策演變為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1995年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取代1948年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使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得到加強。

自由貿易世界貿易組織所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與GATT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相比，有些重大變化。第一，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機制從貿易協定變成國際組織，帶有永久性和制度性。第二，自由貿易政策囊括的領域從貨物擴大到投資和服務業，并就此達成將近30個貿易協定與協議。第三，自由貿易政策對成員的約束性大大提高，其主要表現是成員要無保留地接受多邊貿易協定與協議，且對本國有關法規要予以對應；加強爭端解決機制，對違規的成員予以“報復”或“懲罰”；加強對成員的政策審議等。第四，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帶有階段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成員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如發展中國家成員自由化程度可以低于發達國家成員，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允許采取救濟措施，存在可選擇加入的諸邊貿易協議。第五，鼓勵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進行“開放、公平和無扭曲的競爭”。所謂開放是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按照承諾的協定與協議履行義務和享受權利；所謂公平是指貿易對象應在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通過供求正當競爭形成的真實成本進行貿易；所謂無扭曲是指貿易主體不借助壟斷和特權等行為進行貿易活動。第六，世界貿易成員之間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是通過談判，在互惠互利基礎上達成各種貿易協議，并付諸實施。[1]

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為世界范圍內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構建了組織基礎和法律基礎。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地區性的貿易自由化組織。如貿易優惠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等。成員內部通過關稅削減和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實現貿易逐步自由化，但其內部貿易自由化領域、層次有所不同。其自由化程度可以高于對外自由化程度，但對外的自由化程度不能低于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承諾的自由化程度，并要接受世界貿易組織審查。

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不是純粹的自由貿易政策：第一，在經濟全球化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世界貿易政策主流，但允許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第二，貿易自由化發展不平衡。就貿易領域來說，貨物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服務貿易；工業部門的自由化程度高于農業；出口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進口貿易自由化。就成員來說，發達國家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高級階段的地區經濟貿易集團內部自由化程度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內部的貿易自由化。第三，自由貿易政策不時受到干擾。在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世界經濟、各國經濟都處于不平衡發展中。當經濟高漲時，自由貿易政策比較盛行；在經濟危機下，自由貿易政策被干擾，甚至扭曲；同一國家，競爭力強的行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而競爭力弱的行業傾向保護貿易政策；在同一行業，競爭力強的企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而競爭力弱的企業則尋求保護貿易政策；在一個國家，以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偏于貿易保護政策，而以國外市場為主的企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第四，在連鎖作用下，貿易對一國的作用從經濟領域擴散到整個社會。一國在制定貿易政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貿易效益，還要考慮其他因素。就業問題往往成為貿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第五，在國家存在下，由于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關系親疏、文化和宗教差異等，一國出于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對出口也加以管制。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加以管制，不進行自由化。

中俄自由貿易城總之，世界貿易組織建立以來，貿易自由化成為世界貿易政策主流。從整體看，它促進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經濟貿易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由于發展不平衡和經濟日益相互依靠，自由貿易政策帶有被迫性，貿易伙伴被迫就貿易利益進行協商和談判，達成貿易協議，享受權利并履行義務。在自由貿易政策實施中，受到國家利益的驅使，一般重視權利的享受，疏于義務的履行，出現管理失衡的狀態，影響了貿易協議的真正落實。

2008年以來，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沖擊下，各國為了挽救經濟，采取各種救市活動，其中有不少貿易保護主義成分。其特點是利用了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中的灰區、打擦邊球，濫用和歪曲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沖擊了世界貿易組織主導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尚未從根本上動搖自由貿易政策的主導地位。在各種國際會議上，與會者發表聲明，共同聲討貿易主義，阻止貿易保護主義的泛濫，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它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的自由貿易政策的權威性和主導性，同時也指明世界貿易組織應改革的方向。[2]

概括18世紀中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歷史背景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