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是怎樣的(二戰后世界經濟格局是怎樣從一及向多極演變)

你知道中國古代的外貿是怎樣形成的嗎？

你知道中國古代的外貿是怎樣形成的嗎？中國有悠久的海外貿易歷史。今天我們在享受如此便捷的進口貿易的同時，你有沒有想過，從古至今的對外進口貿易是如何形成的?這次旅行怎么樣?進口政策是如何演變的?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是如何形成的?巴德:據史書記載，在春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海關和稅收的概念和相應的行政機構建立起來。原型“路觀”習俗的形成。

自周朝以來，隨著奴隸制的崩潰，私有制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人們之間的商品交換需求增加，民間貿易逐漸發展起來。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國家之間有了邊界，關稅的概念就產生了《周禮·天官》中提到“關城府，等候王的衣食”。這里的海關是指對跨越國界的貨物所繳納的稅款。因此，西周時期就有了一個管理海關的官方機構，叫做四關。但當時沒有海上貿易，只有陸地貿易。在漢代，漢武帝開辟的“西北絲綢之路”可以說是中國對外貿易崛起的重要標志。漢武帝建立了大紅盧寺，相當于現代的外交部或對外經濟貿易部。海上貿易是官方可見的，但陸路貿易仍占很大比例，海上貿易略少。

雖然海上貿易已經開始出現，但由于漢代的物質文化還不夠豐富，仍處于朝貢狀態，還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經濟效益，也沒有官方設立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四方館的設立:隋朝時期，隋煬帝在洛陽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行政機構——“四方亭”。唐代和唐高宗時期，廣州設立了對外貿易港口和管理機構——“船署”，負責“陸海方向”。

貿易法的制定:在宋代，海外貿易和海關正式形成。商務部和港口的成立，標志著海關和港口在中國歷史上已正式成為政府的核心利益，并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中國唯一的古代海關遺址:在廣州，在杭州、寧波、溫州和泉州設立了四個新港口和一些小的貿易點。此外，中國古代第一部對外貿易法也正式頒布。它是專為海外貿易制定的法律，于宋神宗元豐三年頒布。

世界紡織品貿易演變過程

O(∩_∩)O哈哈~我到圖書館借到了這本書，資料很全~~就是不告訴你！

新中國紡織業經過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 多年的快速發展, 在滿足國內衣著消費、增加出口創匯、積累建設資金、解決就業以及為相關產業配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 我國化纖、棉紗、棉布、毛紗、呢絨、絲、絲織品、服裝等主要產品產量和出口量均具世界首位。但是, 我國紡織業大而不強, 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在企業規模、產業結構、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 還是在技術設備、工藝水平、經營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對整個紡織業而言, 紡織品的出口是發展的動力, 而紡織業的的進步、競爭能力提高則是紡織品出口和全行業發展的基礎依托。中國已成為WTO的成員, 當今世界國際經濟一體化水平日益提高, 各國在資源、成本、技術貿易政策等方面都展開了全方位的競爭。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和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紡織工業日益趨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達國家的資金比較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比較優勢, 不斷改變世界紡織生產和貿易的格局。我國紡織業面臨巨大壓力, 但也遇到難得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冷靜思考、權衡利弊、審時度勢, 不斷完善調整戰略, 實現紡織強國之夢。

首先，我們得了解國際紡織服裝貿易的發展狀況。國際紡織品服裝貿易從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至今，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一、18世紀末到二戰前夕。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爆發，英國開始以及其大生產取代傳統的紡織手工業。以防止機械革新為起點的機械化生產，促進了英國紡織品生產效率的急速提高，英國真正成為“世界工廠”。紡織服裝業的國際貿易初步形成，世界紡織服裝生產和出口中心是以英國為中心的發達國家。二、二戰后到1960年。戰后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低迷使其采取了高關稅、復雜的進口許可程序和一系列貿易限制。到了20世紀50年代，數量限制由于GATT和IMF等國際組織的謀求貿易自由化進程而減弱。發達國家的紡織品服裝貿易限制的逐漸減少促進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成為紡織服裝出口國，這些國家原材料豐富，勞動成本低，他們先增加了棉花的出口，幾年后服裝出口增加。發達國家并不十分歡迎這種趨勢，因為從發展中國家過快的進口對本國產業有影響，為了避免潛在的嚴重社會問題，一些發達國家也與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國政府簽訂協議以減少棉紡織品的出口。1959年世界服裝出口額首次突破十億美元。三、1961年至1994年。這30年來，世界紡織服裝貿易一直在貿易保護主義下進行。20世紀60年代，紡織服裝生產中心從美國、日本和西歐轉移到韓國。香港。臺灣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而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仍在繼續，從韓國。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向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巴基斯坦轉移。發展中國家成為主要的紡織服裝出口地區。四、1995年至2004年。在這一階段，區域貿易協定對紡織服裝貿易流向有明顯的影響，美國、墨西哥紡織品出口貿易在增加。從西歐到周邊國家，如中歐、東歐、土耳其和北非的出口明顯擴大。而亞洲，特別是韓國和臺灣地區對西歐和北美地區的出口增長也是相當可觀的。發達國家通過產業升級，從過去以制成品出口為主，轉變成以紡織品為主，發達國家繼續通過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紡織品來獲取高利潤。而將服裝及中低檔紡織品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五、2005年以后。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紡織品的配額到期后，發展中國家將面臨良好的貿易環境。

發達國家一直是紡織服裝的主要進口國，目前世界70%的服裝出口到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和美國，但這一廣闊的市場并沒有完全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發達國家的進口很大一部分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特別是歐盟，其內部的貿易占其進口總量的50%以上。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在紡織服裝業占有比較優勢，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服裝業通常是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先導產業，當一個國家經濟實力越來越強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產品的需求就會增加。這表明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擴大生產和出口的空間很大。近40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加迅速，而發達國家則出現了出口下降的總體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出口額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目前世界紡織服裝市場已形成了發展中國家出口、發達國家進口的格局。美國、歐盟、日本式全球紡織品服裝的主要市場，占全球紡織品服裝總進口額的70%。

紡織業是我國競爭性和國際依存度較高的產業, 也是勞動密集型和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支柱產業之一。我國的紡織工業具有一定比較優勢, 但缺乏競爭優勢。我國紡織業比較優勢明顯主要表現在原料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首先是天然纖維資源與發展迅猛的化學纖維資源優勢。如棉花產量世界第一; 萱麻纖維占我國纖維總量1 % , 但占到世界萱麻纖維產量的99 %。亞麻也屬于我國所特有資源之一。此外我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繭絲生產國, 蠶絲和廠絲產量占世界的70 %以上, 此外還有兔毛、大麻等天然纖維資源。化纖原料資源種類齊全, 國內生產量逐年增加。同時擁有的就是大量的勞動力資源。與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比勞動力廉價; 與亞洲、南美州、非洲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素質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從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分析。其中的關鍵因素仍是勞工成本與技術水平因素。服裝工業仍具勞動密集的傾向, 而紡織業整體越來越明顯的表現為資金技術密集的傾向。我國廉價的勞工成本是我們突出的競爭優勢, 但日本等發達國家以技術領先, 很大程度又抵消了我們的成本競爭優勢。從國際競爭力來看, 我國比較優勢仍然存在, 諸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各國總體實力仍不能與我抗衡。但從長遠看我們的競爭優勢依然不足, 主要體現在: 企業規模偏小、技術設備落后、產品開發能力不足與現代企業制度不健全、經營管理水平低等方面。棉紡錠設備中的30 %、毛紡設備的15 %和印染設備的30 %急需淘汰。代表世界紡織工業水平的無梭織機和自動絡筒機普及率發達國家已經分別達到60 %和90 %以上, 我國卻僅為514 %和13 %。目前先進國家(地區) 的化纖人均產量約為我國的5～10 倍。開發能力弱也是我們難以克服的弱勢, 發達國家研究開發投入一般為銷售收入5 %～10 % , 而我國則不到1 %。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的, 這理論同樣適用于地區和產業之間。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 在某種商品上, 一個國家(地區) 在勞動生產率上占有絕對優勢, 即生產所耗費的勞動成本絕對低于另一經濟, 若各國都從事自己已占有絕對優勢商品的生產, 即而進行交換, 那么雙方都可以獲益, 從而整個世界也可以獲得分工的好處。斯密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一國家能否參加國際分工進行國際貿易? 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國經濟處于怎樣狀態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 即使一國總體上處于劣勢, 也可以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兩國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并不是在任何產品都是一樣的, 雙方按照“兩優取強, 兩劣取弱”的原則進行分工, 交易仍可獲得貿易利益。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 - O 模型) 繼承發展了李嘉圖理論, 揭示了各國生產成本差異和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H - O 模型基本容為: 同樣產品的價格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基礎; 價格絕對差異是由成本絕對差異決定的; 成本的絕對差異是由要素價格差異決定的; 要素價格絕對差異是由要素存量比率不同決定的; 要素存量比率差異是由要素供求決定的; 要素的供給則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間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 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 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 各國應當生產出口哪些密集型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 而進口哪些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比較優勢原理構建了國際貿易的基礎, 影響著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但比較優勢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適用程度和范圍是有限的, 因為它僅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從動態角度看, 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教育的進步, 各國各地區的比較優勢是在變化的, 產業結構、貿易結構也不斷變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一味地單純以自己的成本和資源比較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國際貿易結構, 就會不可避免的進入“比較利益陷阱”和“出口的貧困增長”。原因有二: 一是初級產品和工業成品交換的貿易條件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惡化, 目前我國紡織工業主要提供初級品; 二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加強。同時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總會處于不利地位。

在人們的觀念中，比較利益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長期以來，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各國產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對外貿易也一直以此為指導。迄今為止，我國凈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凈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其中占出口第一位的紡織、服裝明顯屬于此列。中美、中歐紡織品頻繁的貿易摩擦顯示，比較優勢理論運用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內市場，只有中西部及東北等潛在市場不斷被開發出來，中國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和歐洲似乎應該放棄在紡織品行業的生產能力，將其讓位于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充分發揮后者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既是相對比較優勢，也是絕對優勢)。但是實際情況是，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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