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山西超越嘉貿易有限公司(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后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山西票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辟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范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于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歷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畝，折銀征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后來由于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并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后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征收銀兩和錢。17世紀后，清朝的征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于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系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周期長，每周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游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于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于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后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兌帖系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

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陜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于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系。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于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游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杰《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于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于達摩王，轉奏乾隆，領圣旨，開設興隆鏢局于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蕩，土匪四起，已不安全。

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票號由晉商首創，原因為：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后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絡。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采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于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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