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市舶貿易朝貢貿易公行貿易(綜合我國古代的對外交往，談談我國古代對外交往有何特點)

請問市舶貿易是什么？ 古代中國貿易分朝貢和市舶，朝貢我明白，可不懂市舶 兩者區別在哪呢？

市舶，中國舊時對中外互市（海外貿易）船舶的通稱。其含義在各時代不一致。

唐宋元時對中外互市商船統稱市舶。明初只許外國使節所乘船舶（當時名“貢舶”）駛來中國，并準附帶商貨，商船（當時名“商舶”）則禁止進口，本國商船不許出海。市舶專指貢舶。

自明朝正德、嘉靖年間葡、西等國商船先后來華，外國商船又漸稱市舶。宋朝以后，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沿海地區海外貿易興盛。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海關的前身），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

到清代，市舶則專指外國商船。

朝貢貿易就是中國政府與海外諸國官方的進貢和回賜關系。

區別：

朝貢貿易，是中外官方（政府）之間（包括通過海、陸）的進貢和回賜關系。

市舶貿易，專指海上貿易。而且明朝之前，市舶貿易，只許朝貢貿易；明朝之后，才逐漸出現地方的中外商業貿易。

初一歷史：唐明清三朝對外的政策與具體事例？

唐朝時，唐與之通使交好的國家達70多個

唐朝統治者經常派使節、僧侶等到國外訪問、學習

其中，玄奘、鑒真等人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亞非地區許多國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訪問、學習

在唐朝的太學中，有為數眾多的外國留學生

唐政府機構中，有阿倍仲麻呂等外國人供職

往來于中外之間的商賈不絕于途

唐政府設置了鴻臚寺來接待外國使節和賓客，在不少地方設置商館以招待外商，設互市監、市舶司來掌管對外貿易

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是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其中，以長安最為著名

在長安匯集的外賓很多，許多外商在西市經營店鋪，長期居住，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明政府從洪武年間(1368一1398年)規定私人“片板不準人海”開始，直到嘉靖年間(1552～1566年)，屢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寬)

15世紀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遠航活動，將對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東南沿海則從放到收

實行這種轉變有其客觀的原因

①明朝自建立時起，就感到韃靼、瓦剌族的壓力，故從洪武年間起到萬歷年間(1573～1619年)，不斷修筑長城

隨著北方少數民族在15～16世紀間勢力日益強大，北部邊境遭受壓力加強

②從14世紀開始的日本海盜集團(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劫掠、走私活動日漸嚴重，到16世紀20～50年代發展到了猖獗程度

明政府為此加強從山東到廣東的海防

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來到中國，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

1535年還強占澳門(1564年始獲中國官方的許可，成為租借)

隨后，西班牙人、荷蘭人也來中國．荷蘭人于1604年、1622年兩次占領澎湖，1624年占領臺灣

明政府先是為了集中兵力、財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在東南海上實行了收縮；繼后，出于平定東方來的倭寇、西方來的殖民者騷擾的需要，防范國內反明者與外來勢力的勾結，實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與海外某些國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關系，實行“勘合貿易”外，在沿海地區嚴厲禁止一般商民私自與外國通商往來

清朝建立初期，為了鞏固統治秩序，封鎖對鄭成功等海上擾清力量的物資供應，于1656年頒布海禁令，不準商民出海貿易,違者處死，貨物全部沒收

以后又多次下達“片板不準入水，粒貨不許越疆”的命令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臺灣鄭氏降清，國內基本安定，1684年開放海禁，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立海關，作為通商口岸．于是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每年出海貿易船只多至千余艘

歷來禁運的糧食等貨物大量出口

出海船只有賣掉的，出海的人員也有不回國的

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眾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

1717年下令禁止大陸人民到南洋經商，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嚴加防范

實行這項政策的結果，一是政府稅收減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

禁令難以維持，于1727年廢除

以后對外貿易又有所發展

18世紀下半期，英國工業發展很快，迫切要求擴大海外市場

來華貿易的商人增多，這些商人的一些海盜行為與多種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慮

于是，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在陸地對周圍鄰國仍采取傳統的朝貢貿易與睦鄰友好政策的同時，對沿海貿易采取一系列嚴格限制的措施： (一)限制通商口岸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決定外商只許在廣州一口通商，同時封閉其它三個通商口岸

(二)實行“公行制度”

1720年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聯合組成“公行”

清政府授予它壟斷對外貿易的權利，承銷外商進口貨物和替外商代購貨物，劃定進出口貨物價格

1760年，清政府授權“公行”作為政府向外商征稅的代理人，保納稅餉，承包代繳外商出人口船鈔、貨稅，并負責管束外商

外商在廣州的一切行動受其約束

清政府與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由公行居間轉達，外商不能與清朝官吏直接交往

(三)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

糧食、五金(金、銀、銅、鐵、鉛)、軍火(硝磺)和書籍(史書、地圖等)嚴禁出口；規定絲、茶、大黃的出口限額

清政府實行這種政策的矛頭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并起了一定的自衛作用

但是清政府閉目塞聽，對世界經濟形勢及其發展趨向所知甚微，不知道從西方來的人有海盜與商人兩類人或同一個人的雙重身份，不知道新時期中西關系的兩重性質(侵略和被侵略，先進和落后)，不善于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處理新的對外事務，沒有將反對侵略、加強防衛與開展對外經濟交往既予以區分，又結合起來，它只是采取了一種消極的自我封閉的政策

這種政策阻礙了中國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

中國從開放轉向封閉的這一時期，正是西歐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從手工業生產到大機器生產、從傳統社會到近代社會的轉變時期

在這個時期之初，中國是世界上先進的、強盛的國家

在這個時期之末，中國比歐美的主要國家落后了一個社會發展階段

封閉使中國喪失了一次與西方國家并駕齊驅的機會

而且封閉造成的“天朝意識”，使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一個時期里又一次喪失了趕超的機會

明代海防與海禁是怎樣的？

“片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非但沒有阻止倭寇的侵擾，反而斷絕了沿海居民的生路。我們不該簡單沉醉于抗倭戰爭的勝利之中，因為許多“倭寇”不過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的子民。

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

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

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

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觀此五言律詩，辭旨清麗，構意精巧，意氣昂揚，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與文學造詣。嘆賞之余，誰也難以想象，此詩的作者竟是一個明朝歷史上令人談之色變的“倭寇”。生活在杭州灣畔的海寧人采九德曾親身經歷過一場所謂“倭寇”劫掠，這一群“倭寇”不過四十余人，其中一位臨走之時，詩興大發，在影壁上題下了這篇詩文。采九德在所著《倭變事略》中照錄此詩后，感慨系之：“觀此四十余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很顯然，即使是日本國內的漢學方家恐怕也難以揮灑出如此高妙的詩文，況且這種日本高級文化人并不多見，因此，這篇詩文的作者定為中國飽讀詩書又懷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懷疑確為我們了解明代“倭寇”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線索。有明一代，甚囂塵上的“倭患”問題讓朝野上下傷透了腦筋，而所謂“倭寇”是否為純粹的日本國人，頗難一概而論。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可謂源遠流長，隨著地理知識的豐富與航海技術的提高，彼此間的往來開始變得愈來愈便捷。秦漢時期，日本諸國前往中國一般循朝鮮半島北上，路途相當遙遠，“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但從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國多從南道浮海而來。如北宋雍熙年間，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國后，曾上表陳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信風的幫助可以使漫長的航路變得輕而易舉。同時，從中國到日本，也相當便捷，他當時是從浙江臺州離開的，“季夏解臺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而日本群島呈南北縱向分布，南部諸島嶼與中國閩、浙沿海地區的交通顯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國南路航線的開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首先，它為兩國民間交往與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民間的交往受到相當嚴重的制約。應當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給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設帶來了新的考驗。長期以來日本群島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南部諸島的武士與商人開始進入中國沿海，進行走私及燒殺搶掠等海盜活動。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稱為“倭國”，因而中國朝野便將入侵騷擾沿海的日本海盜稱為“倭寇”。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抗拒官府的綠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諸島為根據地，內外勢力極易聯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邊區發動剽掠。這種嚴重的態勢在明朝初年就已顯露無遺。

元朝末年，江蘇泰州人張士誠、浙江臺州人方國珍分別在當地起兵反元。張士誠占領高郵等地后，控制了作為元朝南北交通樞紐的大運河。同時，方國珍起義軍奪取了元朝運糧船只，以浙江沿海為根據地，阻斷了元朝漕糧北運的海路。這兩支義軍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戰的漁家子弟。元朝政府為恢復東南漕運與海運之路，用高官厚祿誘降張士誠與方國珍，但他們往往屢降屢叛，依舊各自占據著自己原有的地盤。如張士誠全盛之時的轄地就“南抵紹興，北越徐州，達于濟寧之金溝，西距汝、穎、濠、泗，東薄海，二千余里”。東南沿海重鎮如寧波、紹興、杭州、蘇州等地，均在張士誠的勢力范圍內。方國珍的地盤，則主要限于浙江慶元、臺州、溫州三路。后來，在朱元璋軍隊的進攻下，張、方兩個割據政權先后敗亡，但其殘部大多逃亡海上，成為出沒無常的海盜。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負固海島”、行劫江湖的中國海盜與日本倭寇勾結起來，并為之向導，聯合向明朝沿海地區頻頻進犯，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海患”。他們所到之處，焚燒民舍，擄掠財物，北起遼東半島、山東，南到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現還有一些客觀背景。14世紀初，日本進入了南北朝對峙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各據一方，為爭奪土地與人口互相攻伐，戰亂迭起。在爭戰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們組織起來，到中國沿海進行武裝走私，一有時機便大肆殺掠。元末明初中國改朝換代的混亂更給了他們可乘之機，因此，在從遼東半島到廣東、海南數千里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可見，當時“海患”的性質較為單純，主要有兩股勢力涉及其中，一是敗亡海上與官府對抗的綠林人士，即“島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裝走私者。

為解決這種海盜性質的“倭患”問題，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鎮壓的同時，派遣使者照會日本國王敦促其制止這種侵擾行徑。但日本執政者答辭簡漫，毫無誠意，這使朱元璋十分不滿。不過，鑒于元朝進攻日本嚴重受挫的歷史教訓，明太祖采取了克制與忍讓的態度，力求從本朝內部解決問題。為斷絕中外海盜的耳目與內應，他下令禁止濱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納原張士誠、方國珍部下軍士及瀕海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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