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市舶貿易和朝貢貿易性質有何區別(請問市舶貿易是什么？ 古代中國貿易分朝貢和市舶，朝貢我明白，可不懂市舶 兩者區別在哪呢？)

請問市舶貿易是什么？ 古代中國貿易分朝貢和市舶，朝貢我明白，可不懂市舶 兩者區別在哪呢？

市舶，中國舊時對中外互市（海外貿易）船舶的通稱。其含義在各時代不一致。

唐宋元時對中外互市商船統稱市舶。明初只許外國使節所乘船舶（當時名“貢舶”）駛來中國，并準附帶商貨，商船（當時名“商舶”）則禁止進口，本國商船不許出海。市舶專指貢舶。

自明朝正德、嘉靖年間葡、西等國商船先后來華，外國商船又漸稱市舶。宋朝以后，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沿海地區海外貿易興盛。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海關的前身），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

到清代，市舶則專指外國商船。

朝貢貿易就是中國政府與海外諸國官方的進貢和回賜關系。

區別：

朝貢貿易，是中外官方（政府）之間（包括通過海、陸）的進貢和回賜關系。

市舶貿易，專指海上貿易。而且明朝之前，市舶貿易，只許朝貢貿易；明朝之后，才逐漸出現地方的中外商業貿易。

說幾點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的不同影響。

（一）從航海動因和目的方面比較

1、鄭和下西洋的動因及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

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鄭和下西洋的動因及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這是鄭和下西洋與歐洲航海家進行“地理大發現”動因和目的最根本的區別所在。

明成祖之所以組織龐大的船隊，派遣鄭和遠航西洋，主要是為了確保南洋海道的暢通，以重新確立海外冊封制度，恢復洪武初年諸客朝貢的盛況，遂賞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臨萬方”的虛榮心。雖然也有順便解決安南的歸順問題和制服盤踞三佛齊(舊港)的中國海盜及順訪建文帝的下落等動因，但航海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宣揚大明帝國的國威，以滿足其建立天朝大國的欲望。 當然，鄭和下西洋也進行了大量的貿易活動，因而也帶有一定程度的經濟上的動因和目的，但我們應當看到：

第一，鄭和下西洋的經濟動因和目的與政治上的動因和目的相比微不足道的；

第二，這種貿易活動是在“厚往薄來”和“賚予之物宜厚”的方針下進行的，伴隨的是對各國來華王公使臣和明朝船隊人員優厚的賞賜，實際是“擺闊主義”的賠錢買賣。難怪當時的朝野人土就尖銳指出：“收貨所出常數十萬，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錢出外國自惜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羅榮渠先生將鄭和時代的海外貿易稱之為“明天朝大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令人奪目的實例”。

第三，這種朝貢貿易具有獨特的雙重性質：一方面對海外奉行開放政策，允許皇家的海船隊下西洋進行官方貿易，也準許西洋海船到中國來進行由國家獨占市舶之利的貿易；另一方面卻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政策，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后來又明令禁止市舶司，嚴厲打擊走私貿易。

由此可見，鄭和航海及其他明朝航海活動主要是為滿足政治性需要，正如李隆慶先生所說，“這種暫時性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原因，決定了它必然是臨時性的措施”，但隨著“明王朝凌駕萬邦之上的政治欲望得到了滿足”，“推動鄭和出使的原因歸于消失”，“他的遠洋航海也就達到了最后的終點。這正是鄭和七下西洋以后，明帝國官方大規模航海活動遽然中斷的根本原因。”[1]鄭和航海活動難以為繼，自然就不能像西歐地理大發現那樣帶動整個外貿及經濟的發展。

2、“地理大發現”航海活動的主要動因和目的是經濟上的

與鄭和下西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航海家進行“地理大發現”航海活動的主要動因和目的是經濟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他們航行的主要目的是“繞過東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勢力，開辟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新航路，直接與他們做生意”[2]，獲得黃金和香料。而支持他們的國王們也期望從航海活動中獲得巨額財富。從1492年哥倫布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簽定的五條協議和麥哲倫與西班牙國王查里一世訂立的發現香料群島的協定，我們就可以看到航海突出的經濟目的。

1492年哥倫布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簽定的五條協議內容包括：

任命哥倫布為他所發現或取得的所有島嶼和大陸的元帥，他和他的繼承人永遠享有這個職銜及相應的一切權利和特權；任命哥倫布為這些島嶼和大陸的總督和省長，他可以對每個下屬官職提出三個候選人，以便西班牙國王選任其一；哥倫布保有這些領地所出產、交換而得和開采出來的一切黃金、白銀、珍珠、寶石、香料和其他財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稅；凡涉及到這些財物或出產品的任何訴訟，由哥倫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帥身份掌握審判權；哥倫布有權向開到這些“新領地”去聯系經商的任何船只投資八分之一，取得利潤的八分之一。[3]

麥哲倫與西班牙國王查里一世訂立的協定主要內容有：

特責成你們在屬于朕（朕是統治者，在朕的分界線內）的海洋里發現豐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國獲利的其他東西，……考慮到由于你們的效力，使朕獲得很多福利以及擴大我們卡斯提王室的版圖，為補償你們的勞績和面臨著的危險，朕愿下令賜給你們，從你們發現的島嶼和大陸獲得的一切利潤和收入，以及損稅和替朕征收的其他進款中，除去你們負擔的開支后，給你們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島嶼的欽差和總督官銜賜給你們、你們的子孫與合法的繼承人”。[4]

事實上，哥倫布自己也說：“黃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并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5]。

正是由于具有強烈的經濟目的，“被一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西方航海活動才持久不斷，也才會產生強大的影響力。李隆慶先生認為，“西方航海之所以持續不絕，歷兩百余年而未衰，關鍵在于西歐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是其最根本的推動力。其最終目標，在于尋求新的財源，從滿足國庫和社會的需要，特別是為新興資產階級事業開辟廣闊的活動場所。……西方航海的最初成就，尚未產生顯著的經濟效應，僅只為國庫收入的增加和資本原始積累拉開了序幕。奢侈沒落的封建主、欲壑難境的大商人和雄心勃勃的資產者，對于物質財富有著貪婪無厭的追求，決不會沾沾自喜于幾箱黃金、數船香料。隨后而來的殖民征服、海盜劫掠、商業戰爭、欺詐貿易和奴隸販賣以及對殖民地的開發等等，曠日持久，尚待后舉。隨著西方航海殖民事業的發展，其動力不僅未消失，而且受到既得利益之刺激，愈益顯示出其威力。所以，西方航海最初的‘發現’，不僅不是其終點，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點。這正是西歐航海事業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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