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廣州潮興泰進口貿易公司(進口食品應該怎么進貨？)

進口食品應該怎么進貨？

進口零食在當前可分為線下與線上兩個渠道，通過人員接觸即進口零食供應商自有的業務員接洽，雙方達成交易目的的屬于線下渠道，而凡是通過網絡獲知信息并達成交易即屬于線上渠道。

進口食品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產地在國外，由國內經銷商粘貼中文標識，然后在國內銷售，外包裝并沒國內的衛生許可證號；

第二種是原料由國外廠家生產，然后經國內廠商進行包裝和經銷，產品外包裝上對產品的成分、配料等均有較詳細的標注，有國內的衛生許可證號；

第三類是包裝上以外文為主，由國內的廠家進行分裝，沒有國內的衛生許可證號。

隨著進口零食市場的門檻日漸降低，許多個人商家也參與進來，競爭變大，但又擔心進貨量大造成積壓，進貨量小又沒有競爭力，其實，并不需要擔心，只要選擇好進口零食供應商（一般選擇專業的進口零食貿易商），一般都有退換貨服務，降低風險，同時，進貨時，大批量進貨優惠幅度也會大很多。

廣州十三行的歷史發展

自唐代以來，廣州一向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廣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中葉這一段期間，又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組織。

關于廣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問題，沒有詳細記載的史料。過去的學者曾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歸納起來，約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見，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廣州洋貨商人組織公行的一年，認為是廣州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國摩斯、美國亨德等西方學者主張這一說。后來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說的謬誤，認為“是年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種意見認為廣東十三行出現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學者稻葉巖古郎以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逐漸變成了公行的代名詞。這一說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意見認為廣東洋貨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這是《廣東十三行考》的主張：“粵海設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確定已有十三行”。吳晗在介紹《廣東十三行考》所寫的書評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說法。不過，他根據昭漣《嘯亭雜錄》記吳興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認為這是吳興祚始任兩廣總督到粵海設關之年任內時期的事，因而斷定說：“則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間事。”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

公行確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后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眾商啜血盟誓，并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議議妥貼之后，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鑒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凈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后須將余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于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則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并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松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兩年后，經清政府批準，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鴉片戰爭前廣州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貨行、外洋行。相傳其名起于明代，這種說法，是從《粵海關志》抄襲篡改《澳門紀略》的杜撰之詞，屬訛傳。號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為13 家。清代嚴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僅限于廣州一口，十三行業務十分發達。為了壟斷對外貿易，廣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國商人反對。次年被兩廣總督廢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 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后也自營買賣。自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鴉片及各項商貨走私貿易興起之后，多數行家營業虧損，資金欠缺，負債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廢止十三行獨攬中國對外貿易的特權。從此，十三行遂日趨沒落。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采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于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并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盡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

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虔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只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只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賬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

嘉慶帝五年(1800)以后，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范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并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后，《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于廣州西關大火。 清朝以后我國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

影響：對外國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自衛作用。但是中國看不到世界的發展變化，逐漸在世界上落伍了。

原因：封建自給自足的經濟占統治地位；自明朝中后期始，中國遭受外國侵略；封建統治出現危機。 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煙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并從中抽取傭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不過，這里的牙行數目并不固定，時有增減。 翻開中國貿易史，太平路曾經是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龍口地。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廣州不僅對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對國內商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仿佛這片土地特別適合經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從福建移居來的。他們在家鄉不過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廣東便如飛龍在天、魚躍大海，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廣州，永遠是天下英雄創業的最好平臺。

不過，當時卻誰也不認為這是“英雄創業”，反倒覺得臉上無光，既怕朝廷追究，也怕累及后人，所以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愿意別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名字，不是改名換姓，就是沿用父親的名字，或者兄弟幾人共用一個名字，像梁綸樞改名梁承禧，伍秉鑒在史書上也有好幾個名字。

葉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經營義成行，與潘有度、盧觀恒、伍秉鑒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在泮塘筑有葉家別墅花園，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

伍秉鑒祖籍虔州南安府，自從經營怡和行后，憑著長袖善舞的經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后躍居第二，再過兩年雄踞總商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創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金錢神話。

伍秉鑒擁資超過2800萬銀元，不但在國內擁有數量驚人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千萬家財，還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同時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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