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廣州貿易體系(廣州市區是哪幾個區)

廣州貿易體系是什么

廣州貿易體系

中國在1842年對西方開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廣州是唯一的對外貿易開放口岸，這段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基本上是關于廣州貿易。

單口貿易的緣起

廣州位于帝國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時期，廣州的貿易實際上由葡萄牙人壟斷，正如第五章所述的那樣，他們占據了澳門。其他國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廣州，只是極偶爾才獲準進入。勇于進取的英國商人受阻于廣州后，在其他地方尋找機會，他們與臺灣的大明遺臣國姓爺及其子發展了關系，并且出售軍火以換取在臺灣和廈門經商的權利。

清廷受國姓爺對沿海地區侵襲的困擾，于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絕對外貿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則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內地，以此來切斷國姓爺的給養資源。但是，作為對外國商人的恩惠，澳門不受此令的約束；而廣州雖然表面上關閉了口岸，卻不怎么嚴格執行。隨著1683年成功地統一臺灣，清廷取消了海禁，并于1685年在廣州、漳州(在福建)、寧波和云臺山(在江蘇)開設了海關。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是最繁榮的，不僅因為它有悠久的對外貿易歷史，還因為它位置最靠近中國人稱之為『南洋』的東南亞。

作為一個老口岸，廣州有諸多陳規積習和腐敗橫行的現象。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駛進廣州港的船舶，核定應繳納2,484兩的高昂管理費，但經過與海關官員多方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300兩為付給『戶部』(Hoppo，即粵海關監督)的規禮銀(即所謂的感謝費)。這種不正規的勒索和地處亞熱帶的廣州對英國毛紡織品需求量小，促使東印度公司尋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開展商務。英闊人設想，如果有可能在茶絲產地的江浙地區做生意，商品采辦的費用將會降低。于是，該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寧波的定海設立了一間商館(factory)——一種商務代理機構或貿易辦事處，以卡奇普爾(Allen Catchpoole)為商館領班。然而，事實證明寧波并不比廣州好到哪里，這個地方也備受官府干涉、無理征課、毛紡織品需求弱小及當地商人經商資金匱乏等因素的困擾。東印度公司最終將興趣轉回了廣州，1699年在那里開設了另一個商館，并決定在1715年前后規范此地的貿易。東印度公司組織了一個『大班會社』(買粉絲uncil of supercargoes)作為商館的常設機構，該會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個規模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設性『貨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由三名資深大班組成——取代，這個委員會協調并指導東印度公司的在華商務。

廣州地方蠻橫專斷而又荒誕不經的敲詐勒索，以及昂貴的茶絲價格，促使東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復了對寧波的興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輝(James Flint)率領兩艘船舶駛往定海。洪任輝一直在學漢語。他們受到了當地大員的優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稟報稱，『紅毛』(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綽號)船舶多年不至，自應『加意體恤』。

把貿易轉移至寧波自然引起了英國前往廣州的船舶數量減少：1754年有27艘、1755年22艘、1756年15艘、1757年7艘。兩廣總督擔心貿易會偏向北方，于是在1757年吁請朝廷將寧波的關稅提高100％。北京也擔心夷船頻頻來訪，將使寧波變成另一個澳門。此外，朝廷還擔憂，寧波、廈門及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廣州更靠海，官府難于控制洋船的行止，將助長外夷與內地奸民勾結；若果口岸在廣州，黃埔和虎門要塞官府可以監視洋人及其船舶。再者，廣州有一大批人歷來靠對外貿易為生，貿易轉向北方將嚴重損害他們的生計。衡量了這些情況之后，朝廷決定提高寧波和其他北方口岸的關稅，使它們比廣州的關稅重得足以阻遏未來的貿易。洋人被迫斷絕北上的念頭。這樣，盡管在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并未正式禁止，但實際上，1757年之后，廣州成了唯一對洋商開放的口岸，因此對北方港口貿易，則為『不禁之禁』。

然而，洪任輝在1759年不顧關稅之沉重，徑自前往寧波。當他被拒絕進港后，便駛向天津控告廣州的腐敗勒索和非法征課行徑。朝廷因洪任輝言行悍強，將他押至澳門大牢囚禁了三年之久，但也委派了一個小組前往廣州，并將粵海關監督撤職。但是，洪任輝事件帶來的一個更嚴重的后果是，朝廷下了一道明確的諭旨，規定嗣后廣州為向洋商開放的唯一口岸。這道飭令消除了將商務擴展到中國其他地方的任何可能性，從而使廣州體系一直存在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

清朝外貿中廣州體系 指什么？

主要是因為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只開放廣州作為對外交易的港口，并且設置十三行，可以說，廣州在清朝前中期的外貿上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

中國在1842年對西方開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廣州是唯一的對外貿易開放口岸，這段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基本上是關于廣州貿易

廣州體系就是指這85年間以廣州為中心的中國對外貿易體系

為什么清王朝只允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

自明朝建立以來，我國就一改之前沿海地區對外通商的慣性政策，開始實行嚴格的海禁。既是為了避免沿海地區居民免受倭寇的襲擾，也是為了鞏固自身政權的穩定性。

到了清朝之后，海禁政策繼續實行，使中國喪失了與外國交流的機會，并逐步落后于世界，導致了最后挨打的慘烈結果。直到清朝中晚期，在乾隆的詔令下，廣州成了封閉中國對外的唯一通商口岸，廣州十三行也因此登上歷史舞臺。那么，為何在中國眾多的城市當中，唯有廣州被選中成為通商口岸呢？

一、廣州本身的條件相對來說更為優越

1、廣州具有相當悠長的通商歷史

廣州，雖然從近代開始才逐漸在中國歷史上起著愈發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代表廣州的古代史就并不豐富，只是相對于中原地區而言稍顯偏遠了些。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廣州就已經成為熱帶稀有產品的集散地，為北方國家提供著一些他們以前從未見過的物品。

到了秦朝時，趁著秦朝被諸侯圍攻接近滅亡的時候，當時被秦始皇派遣南下的任囂和趙佗在廣州地區自立為王，并且將廣州作為自己的都城。

在南越國存在的近一百年間，廣州迎來了巨大的發展。北方漢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勞動工具，還將豐富的中華文化在當地廣為傳播，使廣州逐漸能夠跟上北方城市的發展速度。

漢朝建立后，隨著漢朝國力進入鼎盛，漢人的對外交流活動也愈發頻繁。與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相對應，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就是在廣州。無數中外商人或從這里出發，或在這里停留，將不同地區的不同寶物在這里儲存售賣，使廣州成了一座熱鬧非凡的城市。雖然相比于作為都城的長安來說，此時的廣州在發達性上有所欠缺，但廣州終究被埋下了商業的種子，這為它日后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廣州也迅速發展，唐朝時更是在廣州設立了全國第一個管理外貿事務的機構。到了元朝，同廣州有著貿易往來的城市數量達到了一百四十多個，足以反映出廣州的繁榮和影響力。

直到明清時期，廣州也一直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康熙年間在這里設置的粵海關更標志著我國海關制度的創設。除此之外，當時廣州的商業情況也十分有利于將其設置為通商口岸。早在康熙年間，清朝政府便從廣州負責對外貿易的商人當中招募了十三位精通此類事務的經紀人，指名道姓地要求他們與外國商人做生意并且收繳海關稅。

在當時全國都較為封閉的情況下，只有廣州商人擁有足夠的經驗來和外國商人打交道，也只有他們才能最大限度地為清朝政府謀取利益。因此，將廣州這樣一個擁有悠久商業歷史的城市設置為通商口岸，無疑是十分合適的。

2、廣州的地理條件賦予了它對外通商的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廣州位于中國南方，是西江、北江、東江三江的匯合處，其內還有著珠江穿過，最后注入到南海之中。有著如此發達的水網交通體系，廣州對內可以溝通內陸地區，對外可以連接遠洋商人，有效運輸國內貨物和國外貨物，天然就有著極大的方便程度。

而經由珠江長期灌溉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則又為廣州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優越的地理優勢，平坦的陸地、充分的水源為人們的生存居住提供了基本條件。

此外，正是由于廣東地處中國南部，在緯度較低的情況下又有著來自東邊太平洋暖濕季風的吹拂，使得廣東的氣候條件也相當優越，不但適宜人們的居住，港口也不會結冰，使其全年都能夠進行商業貿易。

最后，廣東在人文地理上也有一個優勢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來都遠離大一統中央政權的核心地帶。對古代王朝的統治者來說，商人流動性極強，同時三教九流混雜，思想上也只為牟利、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腐化分子，他們因此被認定是社會管理的不穩定因素。

再加上廣州是對外通商口岸，外國人的數量也不可忽視，這使其不穩定性再度加強。試想一下，如果每天都有著數量眾多的不穩定因素進入都城當中，想必中央王朝的統治者一定會感到不安。

但廣東作為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地區，無論那里的人群構成如何復雜，再怎么鬧也不會對中央形成威脅，只需讓其繳納足夠的賦稅來補足國庫就好了。

二、出于維護沿海地區安全的目的

1、廣東的地理位置更加安全

明朝之所以會實行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的東南沿海地區倭寇橫行。他們每次登陸都是一次對沿海民眾的搶奪殺戮，遇到政府軍來圍剿又可以利用當地的地形和自身易于分散的規模來逃脫，讓明朝政府防不勝防。

到了清朝之后，雖然倭寇已經不再是主要擔心的隱患，但清政府依舊對于東南地區的海防持相當重視的程度。而廣州，則恰好是東南海防的關鍵所在。首先，虎門海口是外地船只進入廣州的必經之路，憑借著自身“金鎖銅關”的天險，使這里成了清政府對外海防的第一個要塞。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族英雄關天培便是在虎門關口與英軍鏖戰至死。

另外，從虎門到廣州的水路為灘涂之地，泥沙淤積甚多，如果沒有熟知當地情況的船員帶領，外國商船很難成功進入。有著這樣的地理天險，使廣州成了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能夠充分應對來自海外的敵人。

相比之下，曾經與廣州同為通商口岸的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可就沒有這樣的天險了。一旦發生大量外國勢力聚集的現象，清政府很難做到對他們的及時控制。因此，為了國家安全，清政府選擇將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

而在所有外國商人都需要來到廣州才能夠進行貿易的情況下，清政府也能夠利用廣州的地理屏障來對他們進行控制和防范。

2、其它通商口岸的商業性較弱

除此之外，相比于廣東這種商儈氣息比較濃重且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來說，浙江地區從文化與地理層面更為清政府所看重。一方面，兩浙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之一，不可被外國人輕易玷污；另一方面，兩浙地區承擔著清政府的漕運重任，對維系中國各地區的糧食供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旦這里的社會秩序被擾亂，其引發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兩浙地區還帶有著較強的政治意味，更受到清政府的保護。最后，廣州也是外國商人們自主選擇的結果。事實上，清政府在康熙年間開放了四個通商口岸，除了廣州外，他們其余三個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

但在實際運行的過程當中，廣州卻呈現出一家獨大的趨勢。由于廣州本身在地理與政策條件上的優越性，使其在商業貿易上呈現出愈發方便快捷的特點，其它通商口岸則顯得弱勢許多，如在廣州完成貨物訂購只需要三四個月左右，在浙江和福建地區卻需要五六個月，這對爭分奪秒的商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最開始是英國主動放棄其它地區的商館、專往廣州發展，接著歐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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