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德國對外貿易政策實施的原因(二戰前夕西方國家推行對德綏靖政策的深層原因)

19世紀70年代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東危機，是繼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東方問題的又一次高潮

歐洲列強都不同程度的卷入這場危機，而德國在整個危機過程中扮演著“誠實的掮客”，貌似中立，實際上卻偏向英奧，這對當時的國際關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歐洲列強的態度 巴爾干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歐洲列強的不安，特別是英俄奧三個卷入最深的國家

奧國擔心邊境上出現一個由俄國支持的大斯拉夫國家，從而阻塞奧自失去中歐地位以來唯一剩下的向東擴張的道路

維護土耳其對巴爾干屬地的統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勢力的發展和擴大奧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

再則，奧匈帝國害怕給國內斯拉夫臣民開創先例而造成國內分裂

而且，奧國在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也不適宜這樣做

因此，奧國反對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

德奧沖突由此不可避免

作為歐洲大陸強國,俄國的近東政策主要是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確立有利的海峽體制；確保俄國在保加利亞的絕對優勢

因此,巴爾干問題是俄國外交的中心,俄國力圖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義,從而控制多瑙河各國,向巴爾干擴張,加強它對土耳其的影響

此外，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是俄國南部全部海上貿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組織者英國也覬覦海峽霸權，因為這是英國從歐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線所在

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俄國更需要德國的支持

從近東危機一開始出現，迪斯累利便把它視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機，因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無形的劍，刺痛了英國人的咽喉和心臟, 除去這把利劍對英國人的威脅成了他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內容

他利用俄奧在巴爾干的沖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間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攏德國、引誘奧國、孤立俄國的外交策略

二、德國在近東危機中的外交對策德國在東方問題上沒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麥“公開宣稱他對東方問題的絕對冷漠”，聲稱“不值得一個手榴彈兵為此犧牲”[1]p

29，但是近東大國關系的變化必然影響歐洲的外交結構

因此近東危機對德國是禍福相依：一方面，列強在巴爾干的爭奪把歐洲各國的視線從阿爾薩斯、洛林轉移到東方，也為德國利用東方問題分化列強提供了機會，有助于減少他們聯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奧三國隨時可能要求德國對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國任何的不慎舉動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與法國結盟

因此俾斯麥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國避免卷入大國在近東的對立，并盡量使其他強國之間存在某種對立的形勢

他希望出現一個“政治上的整體局面，在這種局勢下，所有強國除法國外全部需要我們；利用他們彼此間的關系就可盡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們結成聯盟來反對我們

”[2]p

284具體來說表現在：1、在避免俄奧沖突的前提下偏向奧地利俾斯麥多次談到“我們能夠容忍英俄關系的破裂，卻不能容忍俄奧關系的破裂

”[3]p

33這句話顯示了俄奧關系在俾斯麥外交優先順序中的地位

然而奧地利和俄國在近東都有重要的利益，這些利益幾乎不可避免的遲早要發生沖突

德國本質上不能夠在奧俄之間作出抉擇，否則不是有俄法攜手聯合使德國面臨兩線受敵的威脅，就是奧法可能結成復仇同盟，消弱德國的歐洲霸權

俾斯麥需要控制的奧俄關系的“度”是使它的兩個盟國能達成某種安排而在巴爾干形成并立之勢，同時又都需要德國的友誼

因此，俾斯麥支持以“俄奧和解”代替“俄奧沖突”，“消除俄奧之間任何可能的摩擦”[5]p

119,支持二者在近東問題上達成協定

比如安德拉西照會、柏林備忘錄、賴希施塔特協定等

德國在柏林問題上也幫俄國做了干預，比如，德國反對奧國要求進一步消減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的占領人數和期限；在索菲亞行政區和巴統問題上予以俄國支持等

但是此時，由于公眾輿論的壓力和均勢的考慮，德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已發生變化，德俄關系變得不可靠，德奧日益接近，德國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種種有利于奧國的表示

這些有利于奧國的表現是：第一， 1876年9月，為了保證得到德國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養地口頭探問德國的全權軍事代表韋爾德將軍：“一旦俄奧戰爭爆發，德國是否會采取像1870年時俄國所采取的那樣的行動

”[7] p

355對于這個“會迫使德國不得不選定俄國而反對奧匈”的“博士問題”俾斯麥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復：德國即不允許俄國的武器因歐洲聯合而失靈，也不能容忍奧匈作為歐洲均勢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實質上就是德國不允許俄國擊潰奧匈

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對于俄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損害奧國根本利益為前提的

德國的態度迫使俄國與奧匈妥協，于1877年簽訂《布達佩斯協定》

第二， 俄土戰爭后（1878年3月）簽訂的《圣斯蒂法諾和約》中建立大保加利亞的條款直接威脅到英奧在巴爾干利益

此時俾斯麥又以“誠實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東方問題

在英奧聯合的形勢下，德國的中立態度顯然不利于俄國

俄國于是被迫接受國際會議的仲裁

《圣斯蒂法諾和約》之后，奧國向德國進一步靠攏，俄國對德國增加了不滿

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會議上，身為東道主的俾斯麥居中調停，聲稱自己只是個“誠實的掮客”，極力維護俄奧雙方的利益，在俄奧爭執中盡量保持中立

但事實上，俾斯麥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損害奧國的根本利益和與英國導致決裂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奧立場，這使俄國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勝利果實，比如放棄大保加利亞計劃

俄國將這一切歸咎于德國的支持不力，將柏林會議看作是“一次歐洲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反俄大聯合”

[4] p

2032 主張與英國結盟德國主張與英合作，推動英國支持奧地利

德國主張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奧在巴爾干的沖突可能導致俄國與法國結盟，使德國在歐洲腹背受敵

與英結盟可以威嚇俄國，使其認識到德國友誼的重要性，不致很快與法國結盟對抗德國，另一方面又可減少對奧地利的外交依賴，提高自身的大國地位

同時還可以牽制奧俄關系不發生急劇變化

第二，俾斯麥看到，由于在殖民地問題尤其是埃及問題上的沖突導致英法關系惡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國就必將同俄疏遠；如果俄國不愿離開法國，英國就會被迫同奧匈站在一起

無論怎樣都可以減輕德國壓力

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麥在會見英國大使奧多·拉塞爾時建議英德在近東合作，指出德國“可以通過對維也納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響來支持英國在那里的利益” [4] p

40

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國是一個海軍強國，與俄國作戰卻需要強大的陸軍作后盾

因此他決定乘機拉攏德國，利用德國強大的陸軍，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壞三國同盟

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試圖與德國建立一個“維持現狀的同盟”，而老謀深算的俾斯麥則提出交換條件，英德結成同盟反對法國

1877年1月，法德邊界局勢緊張，俾斯麥又尋求對德國行動的“中立”

2月，俾斯麥進一步提出和英國結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議，但遭到英國拒絕，因為英國認為所謂的法國侵略和反德聯盟并不存在

俾斯麥的危言聳聽，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會議破裂后的混亂形勢制造英俄不和，引誘俄國進行對土戰爭，給德國徹底擊垮法國以行動自由

[4] p

91英國人不希望德國因再次打敗法國而更加強大，拒絕了俾斯麥的建議

雙方的同盟試探不歡而散

此外，俾斯麥還試圖推動英奧在巴爾干的協調來增強他們與俄國的對抗地位

在英奧諒解談判中安德拉西堅持既合作又保持獨立的策略，并對德國透露了談判的內容，俾斯麥表示“奧國可以信賴德國的支持”[4] p

110

經過3個月的談判，雙方以互換聲明的方式達成了有限諒解

直到柏林會議前一周英奧才簽訂一份內容有限的“君子協定”， 雙方相約在解決東方未來體制上采取共同路線

但在有《萊希斯塔特協議》和《布達佩斯專約》存在的條件下, 它只能是英奧互贈的一張空頭支票

1878年4月3日，英奧談判重新開始，俾斯麥應安德拉西之請對倫敦施加支持奧國利益的影響，英奧兩國很快達成默契,于1978年6月締結新的英奧協定, 把俄國占領保加利亞的期限為6個月

這項協定成為《柏林條約》的藍本

總之，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有意與英合作，但由于不符合英國的均勢外交政策，英國無意與德國結盟

對英國來說，合作是一回事，結盟又是一回事

結盟只會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而英奧協定的簽訂也只不過是英國瓦解三皇聯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國近東政策的評價 在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以“誠實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實質上是聯合英奧抑制俄國，這給俄德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

柏林會議后，德俄關系惡化，“俄國的仇恨不是轉移到它的勁敵英國身上，而是轉移到原先當做朋友和盟國的一個德意志大國身上了

”[8]p

161正是由于柏林這個“誠實掮客”的欺騙與背叛，才使俄國在進行了一場勝利的對土戰爭后功敗垂成而被英奧贏得“體面的和平”[9] p

51

之后，兩國展開了兩宰相之戰和輿論戰

在德奧關系方面，近東危機使德國認識到“它必須在俄國和奧地利之間擇其一，而不是與兩者都結盟”[1] p

30，而與奧地利結盟對德國更有利，因此，德國加緊同奧匈的外交接觸，試圖以德奧的緊密關系來彌補三皇同盟分裂，開始構建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吞并阿爾薩斯一一洛林使法國投入了俄國的懷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和柏林和約則使奧地利投入俾斯麥的懷抱

”[10]自普法戰爭以來，德國的力量不斷上升

近東危機給德國一個表現機會，使其它大國都認識到一個崛起的德國已經屹立于歐洲中部

柏林會議所確立的英奧俄三大國在近東長期相持的態勢給德國主宰歐陸事務創造了有利條件，無一大國能夠單獨問津柏林所占據的歐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國為中心的新勢力均衡已經存在，德國作為歐洲強國的形象和責任被正式確立

參考文獻[1] 【英】Charles Seymour, PH

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16[2] 【聯邦德國】卡爾·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

1980

[4] 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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