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戲曲的海外傳播歷程(制約中國戲曲在海外廣泛傳播的問題，何其莘教授有何觀點？)

戲曲在海外傳播的意義，何其莘教授有怎樣的觀點？

第一，宣傳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戲曲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形式，和中文，中醫，中餐等都是中華文化的載體

第二，戲曲文化在海外，尤其是在歐美國家的傳播必然會對他們的戲劇文化產生影響，就像話劇傳入中國后對中國的戲曲產生影響一樣

第三，戲曲能夠成為海外華人堅守本民族文化的一個陣地

第四，能夠擴大戲曲的觀眾群體

中國戲曲傳播多少國家?

朋友你好！中國戲曲在海外的傳播歷史文從南宋起至清代，陸續傳播到南亞諸島、埃及、波斯、土耳其、法國、英國、德國等國，成為中國最早走出國門的戲曲藝術；另有文獻記載，潮劇這一潮人文化的重要生命載體，17世紀下半葉就隨潮汕移民開始向海外流播

當時它在暹羅（今泰國）大城的街頭及皇宮演出，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國戲鑿在海外傳播的最早記錄

1919年，梅蘭芳率劇團赴日本演出，開啟了京劇藝術海外傳播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至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戲曲藝術在異國的傳播與交流呈現出越來越強勁的趨勢

制約中國戲曲在海外廣泛傳播的問題，何其莘教授有何觀點？

由于語言障礙，真正能夠看懂、聽懂的海外觀眾人數極少，嚴重地制約了中國戲曲的海外傳播。

然而，制約中國戲曲在海外廣泛傳播的不僅是英譯本的數量，更重要的是現有英譯本的可讀性。中國的戲曲作品，特別是古典戲曲作品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包含了大量的典故，涉及了中國的宗教、思想、哲學、歷史、民俗、古典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其中的許多內容對于不少當代中國讀者和觀眾來說已經具有相當的挑戰性，更不是簡單的文字翻譯就可以為海外讀者所理解的。坦率地講，過去我國對外宣傳的不少項目都存在這方面的缺憾。

何期莘教授主編的“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有什么特色，誰知道？

（1）對每一部戲曲劇作的介紹都是一本10萬字左右的著作。

（2）保證每部劇作所選的劇本都是最權威的。

（3）“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的預期讀者群是被塞繆爾?約翰遜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稱作的“普通讀者”。

京劇的由來

中國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歷史。京劇之名始見于清光緒二年（1876）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后與北京劇壇的昆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成為京劇，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凈（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惡之分。各個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形成與傳播：京劇前身是清初流行于江南地區，以唱吹腔、高撥子、二黃為主的徽班。徽班流動性強，與其他劇種接觸頻繁，在聲腔上互有交流滲透，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戲，還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一些雜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為首的第一個徽班（三慶班）進入北京，參加乾隆帝八十壽辰慶祝演出。《揚州畫舫錄》載："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慶。"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楊懋建《夢華瑣簿》也說："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匣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隨園詩話》批注中則更具體指出是"閩浙總督伍納拉命浙江鹽商偕安慶徽人都祝厘"。隨后還有不少徽班陸續進京。著名的為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四班，雖然和春成立于嘉慶八年（1803），遲于三慶十三年，但后世仍并稱之為"四大徽班進京"。

乾隆、嘉慶年間，北京文物薈萃，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各劇種藝人麇集。北京舞臺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對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合京秦二腔"。當時秦腔、京腔基本上同臺演出，"京秦不分"（《揚州畫舫錄》），徽班發揚其博采眾長的傳統，廣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劇目和表演方法，同時繼承了眾多的昆腔劇目（還排演了昆腔大戲《桃花扇》）及其舞臺藝術體制，因而在藝術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藝術特色，是它能夠在爭衡中取勝的主要原因。在聲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黃調以新聲奪人而外，它"聯絡五方之音，合為一致"（《日下看花記》）；在劇目方面，題材廣闊，形式多樣；在表演方面，純樸真切，行當齊全文武兼重，因此適合廣大觀眾的欣賞要求。

在演出安排上，據《夢華瑣簿》載，四大徽班"各擅勝場"。三慶以"軸子"取勝（連日接演新戲），四喜以"曲子"取勝（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勝（善演武戲），春臺以"孩子"取勝（以童伶為號召）。在藝術和經營上備有側重點，能夠發揮專長，取得較快進展。至道光后期，徽班已在北京占據優勢。《夢華瑣簿》說："今樂部皖人最多，吳人亞之，蜀人絕無知名者矣。"又說："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徽班成長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它向京劇擅變的過程。這一嬗變的完成，主要標志為徽漢合流和皮黃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黃兩種腔調為主的板腔體唱腔音樂體系，使唱念做打表演體系逐步完善。最早隨同徽班進京的漢調演員是米應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陽人（一說安徽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約于嘉慶年間加入春臺徽班進京演唱，演正生，擅紅生戲，聲望極隆（見《夢華瑣簿》及李登齊《常談叢錄》）。被視為著名漢調演員余三勝的先驅（當時曲藝唱詞有"亞賽當年米應先"之句）。道光年間（1821-1849），漢調演員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漸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貴、李六。粟海庵居士《燕臺鴻爪集》（約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說："京師尚楚調。樂工中如王洪貴、李六善為新聲稱于時。"楚調即漢調，也就是西皮調。可見當時北京已流行西皮調，王洪貴、李六"善為新聲"，又推動了西皮調的革新發展。在徽、漢演員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實現了西皮與二黃兩種腔調的交融。開始不同的劇目，根據不同的來源，分別唱西皮或二黃；后來，有些戲就兼唱西皮和二黃，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黃，后轉西皮，并能相互協調，渾然一體。《羅成叫關》（源出徽調《淤泥河》）就是一個例子。聲韻方面，形成"中州韻、湖廣音"的格律，字聲間雜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兩種四聲調值，分別尖團字音，按照"十三轍"押韻。二黃的伴奏樂器，幾經反復，終于在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廢笛,而與西皮統一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時仍按徽班傳統用笛伴奏。

道光末年，西皮戲大量涌現，徽班中皮黃并奏習以為常。據刊于道光二十五年的楊靜亭《都門紀略》載，三慶班程長庚、四喜班張二奎、春臺班余三勝和李六、和春班王洪貴等常演的劇目，如《文昭關》、《捉放曹》、《定軍山》、《擊鼓罵曹》、《掃雪打碗》等，與嗣后京劇舞臺常見的傳統劇目已大體相同，徽班向京劇的擅變到此已基本完成（雖然當時還不稱京劇）。另一種說法，認為譚鑫培成名后（19世紀末、20世紀初）京劇才算形成。理由是到那時皮黃戲從音樂、表演，到唱念的字音、聲韻，才具備了嚴格的規范；而在此以前，即程長庚時代，仍屬徽調范疇。

在這之前，約在咸豐初年，上海已有昆班和徽班演出。京劇進上海后，也出現了京徽同臺、京昆同臺以及京梆（梆子）同臺的局面。這對南方京劇特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徽班杰出演員王鴻壽（三麻子）到滬后，經常參加京班演出，并把一些徽調劇目如《徐策跑城》、《掃松下書》、《雪擁藍關》等帶進了京班，把徽調的主要腔調之一"高撥子"納入到京劇音樂里，還把徽班的某些紅生戲及其表演方法吸收到京劇中。這對擴大京劇上演劇目和豐富舞臺藝術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梆子藝人田際云在上海的藝術活動，對南派京劇的發展也有所影響。他的"燈彩戲"《斗牛宮》等，實為后來"機關布景連臺本戲"的濫筋。從光緒五年（1879）起，譚鑫培六次到滬，后來梅蘭芳等名演員也經常到滬演出，促進了北派、南派京劇交流，加速了京劇藝術的發展。

京劇在進入上海之前，即咸豐十年（1860）之后，隨商旅往來及戲班的流動演出，很快傳播到全國各地。如天津及其周圍的河北一帶為京劇最早的傳播地區之一。道光末年，余三勝即在天津活動（他和他父親死后都葬在天津）；丑角演員劉趕三先在天津的票房活動，后來才到北京"下海"。老生演員孫菊仙也曾經是夭津的票友。山東是徽班進出北京的必經之地，山東幫商人又是北京經濟活動的重要力量，因而山東很早就有京劇演出。曲阜孔府早在乾隆時就有安徽藝人入府演戲。京劇的較早流布地區還有安徽、湖北和東北三省。至20世紀初，南至閩、粵，東至浙江，北至黑龍江，西至云南，都有京劇活動。抗日戰爭期間，京劇在四川、陜西、貴州、廣西等地也有了較大發展。

1919年，梅蘭芳率劇團赴日本演出，京劇藝術首次向海外傳播；1924年，他再度率劇團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又率由二十人組成的劇組到美國訪問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應邀去歐洲訪問，在蘇聯演出，受到歐洲戲劇界的重視。此后，世界各地把京劇看成中國的演劇學派。

“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的啟動規劃，何其莘教授有何觀點？

首先，工程課題組聘請我國戲曲界的專家學者精選中國戲曲的精品劇目，并從多年積累的劇本資料庫中選擇最佳劇本；

然后，聘請長期從事戲曲研究和教學的專家學者以及有豐富舞臺經驗的資深演員，對劇本的內涵和演出效果進行解讀；

最后，聘請英文功底深厚、英文流暢的作者，特別是長期在海外教學生活的華裔教授完成最后成果的創作。每本書10萬字左右，劇本的翻譯大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其余的篇幅是用講故事的方式來介紹劇本中所包涵的中國文化要素、劇中故事的來源和在海內外的傳播、該戲曲劇種的特色和演變過程等內容。該項目最后成果已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是一種基于中國戲曲劇本的英文原創作品。也是響應2013年8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提出的“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一種全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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