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舉例(全面辯證看待我國經濟發展論文2000)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如下：

1、降低貿易成本：數字經濟使得全球貿易的成本大大降低，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臺，企業可以直接與全球的客戶進行交易，減少了中間環節和交易成本。此外，數字技術的運用也使得物流和供應鏈管理更加高效，進一步降低了貿易成本。

2、擴大貿易范圍：數字經濟使得全球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企業可以更加便捷地進入國際市場，擴大了貿易的范圍和機會。同時，數字技術的運用也使得消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購買到來自全球的商品和服務，促進了消費市場的擴大。

3、改變貿易方式：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貿易方式，例如跨境電商、網上商店等，使得傳統的貿易方式得到了改變。這種新的貿易方式不僅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也使得企業可以更加靈活地開展業務。

4、促進創新和產業升級：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促進了創新和產業升級。這些新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改變了傳統產業的面貌，也催生了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

數字經濟的用途：

1、優化決策：數字經濟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助企業和政府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例如，通過分析市場趨勢、消費者行為等數據，企業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場需求，調整產品和服務；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社會經濟狀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2、改善生活：數字經濟也可以直接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例如，通過網上購物和在線支付，人們可以更加方便地購物和支付；通過智能家居和智能健康設備，人們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健康。

3、促進社交：數字經濟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人們可以通過社交平臺、網絡游戲、虛擬現實等技術進行交流和互動，增強社交體驗。

4、推動全球化：數字經濟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臺，企業可以更加便捷地進入國際市場，加強了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

5、提高醫療水平：數字經濟通過醫療信息化和智能化技術，可以提高醫療水平和效率。例如，通過遠程醫療和智能醫療設備，人們可以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

數字經濟對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的影響

數字經濟對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的影響：中國已經加入WTO，中國經濟也在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面對日益繁榮的對外貿易貿易摩擦也不斷的發生，學習商法能提高自己在做貿易中的法律意識，更能規范貿易中的各種糾紛。

數字經濟受到三大定律的支配：

第一個定律是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的價值等于其節點數的平方。所以網絡上聯網的計算機越多，每臺電腦的價值就越大，“增值”以指數關系不斷變大。

第二個定律是摩爾定律：計算機硅芯片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翻一翻，而價格以減半數下降。

第三個定律是達維多定律：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夠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所以任何企業在本產業中必須第一個淘汰自己的產品。實際上達維多定律體現的是網絡經濟中的馬太效應。這三大定律決定了數字經濟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數字經濟背景介紹：

信息經濟的另一種稱謂。旨在突出支撐信息經濟的信息技術二進制的數字特征。是一種互聯網經濟。正如美國復合技術聯盟主席D.塔帕斯科特1995年出版的《數字經濟——聯網智力時代的承諾和風險》一書所說明的那樣。

信息技術的數字革命，使數字經濟成了基于人類智力聯網的新經濟。1998年4月15日，美國商務部公布了以《浮現中的數字經濟》命名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著重分析信息這一核心資源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定性作用。

嗣后，這樣的研究報告又按年連續出了多本。這些報告均以分析信息產業、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等有關信息經濟的發展為內容。數字經濟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同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分不開的，也是同傳統經濟的逐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分不開的。

彭文生：數字經濟發展的四個冷思考

近十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顯示，數字經濟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萬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占GDP比重從20.3%提升到36.2%。

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社交隔離凸顯了非接觸式技術的重要性，在線辦公、視頻會議、網上授課、網上支付等蓬勃發展，數字經濟體現出了對沖經濟下行風險的積極作用。

近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牽頭完成《數字經濟，下個十年》課題，從宏觀經濟、行業及投資等維度對數字經濟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課題認為，當前，數字化運營成為這些企業維持業務至關重要的方式，為了拓展生存空間，許多企業更顯著加速了他們的數字化戰略布局。一項針對全球2569家企業的調研發現，本次疫情將全球的數字化進程至少提前了5-7年。

“不過，這樣一場深刻的數字革命顯然不會只有帕累托式改進，只是人們對問題和風險的認知還存在較大的分歧。”彭文生認為。

以下內容摘編自上述課題成果。原課題發表于“中金點睛”買粉絲。

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數據的采集、加工與使用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與網絡經濟性，低甚至零邊際成本意味著創新創業的門檻較低，但先發企業能夠憑借自我增強的大數據優勢來實現與固化壟斷地位。

課題認為， 現實中哪些數字經濟企業是“好”的壟斷，哪些是“不好”的壟斷，并沒有那么分明 ——巨型 科技 企業在開始階段是“好”的壟斷，是與創新緊密聯系的，但到了一定規模后就有可能阻礙競爭。

例如亞馬遜、谷歌、臉書等 科技 巨頭在發展初期，非競爭性的零邊際成本帶來其規模快速擴張，提升了 社會 的整體福利，這個階段的“壟斷”是好的“壟斷”。然而一旦形成先發優勢，這些成功者往往會利用知識產權、先發優勢和網絡效應等構建自身的競爭壁壘，以尋求壟斷租金。

課題認為， 判斷數字經濟是否出現“壟斷”，還需要用動態的眼光看待。

按照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壟斷和創新有天然的聯系，沒有壟斷的超額收益，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創新動力。 科技 公司創新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因此需要風險溢價的補償來吸引創新。超額收益既來自壟斷租金，也來自整體市場要求的風險補償。

從 歷史 經驗來看，巨型 科技 公司的壟斷似乎符合上述動態的特征。比如上世紀90年代，雅虎搜索引擎一家獨大，幾乎占領了所有的搜索市場，但在谷歌推出搜索引擎后，雅虎的搜索業務很快就被性能更優異的谷歌搜索所替代。如果監管層一開始就強力監管雅虎的搜索業務，限制其盈利，可能谷歌也沒有動力推出更好的搜索引擎。

微軟的IE瀏覽器也曾受到壟斷的指責，但如今其地位也讓位于Chrome。類似的例子在中國也不鮮見，電商平臺京東與阿里盡管構建了很高的行業壁壘，但無法阻止拼多多的快速崛起，同樣愛奇藝、優酷也沒有辦法阻止抖音成為世界級的流行應用。

因此，如何判斷數字經濟中的“壟斷”現象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彭文生認為， “我們一方面要鼓勵競爭、防止惡意的壟斷，另一方面也要用動態的眼光去看待數字創新中的回報收益的問題，不能為了反壟斷而誤傷創新。”

那么我們究竟能不能對 科技 企業的壟斷行為進行監管呢？

學術界提出一種可能，就是從數字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出發，降低數據使用的排他性。監管層可以對不同的 科技 公司基于自身收集的數據做出互操作性的要求（interoperabilitymandate）。

課題指出，這背后的邏輯是，如果數據的生產力具有規模效應，那么收集數據的過程就是在獎勵先行者，但這其實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因為消費者只能被迫選擇最先收集數據的公司，而無法選擇其他可能提供更好服務的公司。 一旦數據具有一定的互操作性，那么就能避免后來者的競爭劣勢。

當然，這種監管方式需要專家學者的密切合作，一方面要防止對初始者的創新抑制，同時也要防止消費者隱私被濫用。因此這一監管活動本身可能也需要是動態的，在保護自由市場運作機制的同時，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調整。

歷史 上，從兩百年前的李嘉圖到一百年前的凱恩斯，經濟學家一直都擔心機器替代人。經濟學里有個專有名詞叫“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失業。這種擔心貫穿于 歷史 ，一直存在爭議。

在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這個問題呢？課題認為，這次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中，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帶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 就是機器既可以賦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機器對人的賦能，體現在很多領域。比如餐飲外賣行業，如果沒有數字技術、智能手機、GPS定位等技術支持，外賣員的配送效率就會非常低；再比如這次疫情下的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醫療等無接觸經濟，并沒有替代老師、白領工人和醫生，而是對他們進行了賦能。數字技術使得我們在疫情沖擊、社交隔離的情況下，還可以維持一定的經濟活動，所以它和人是互補的。當然機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無人物流、無人配送、正在發展的無人駕駛等。

美國的勞動力替代型數字經濟體現為常規性、簡單重復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業流水線能被機器代替，同時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簡單的、重復性的工作，也能夠被機器替代。中國的勞動力互補型數字經濟則體現在一些非常規的服務上，比如說外賣、送貨員、專車司機、視頻主播等等。

不過，彭文生認為，雖然數字經濟的發展在現階段在中國有勞動友好型的一面， 但中國也難以避免數字經濟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共性的一面，數字技術使得明星企業和個人可以用低成本服務大市場，少數人和企業贏者通吃。

美國有學術研究顯示，過去40年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主要反映（同一行業內）受雇企業之間的差別，而不是職業之間的差別。 這背后一個重要的相關問題是數據產權沒有明確界定，相關企業對大數據資源免費的、排他性占有，實際上是獨占了關鍵資源的壟斷租金。

如何界定大數據產權歸屬？對于這種壟斷租金，應該采取管制方式，還是征稅方式？如果征稅，如何確定稅基、稅率？數字經濟越壯大，這些問題越不容忽視。

彭文生認為，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是， 數字經濟也豐富了應對貧富分化的政策工具 ：數字移民和數字貨幣。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傳統辦法通常是勞動力轉移，或者產業轉移。數字經濟創造了一個新思路，即“數字轉移”。

例如，大企業將客服中心布局在欠發達地區，勞動力無需轉移就可以享受發達地區的輻射帶動，可以看作是“數字移民”；數字新基建催生了網絡直播、云 旅游 等方式，將欠發達地區的風土人情、青山綠水等特色資源“運輸”到發達地區，“產業數字化轉移”增加了當地人收入。

數字貨幣方面，中國人民銀行DCEP重點在于發展電子支付手段，但從長遠看，數字貨幣的發展可能對現有金融體系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促進普惠金融、降低金融的順周期性，有利于結構性導向的財政政策更有效發揮作用，更好地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彭文生認為，這可能來自三個方面： 服務貿易、國際征稅以及數據主權和安全。

第一個容易理解，就像制造業貿易量擴大后會產生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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