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化距離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中西方文化交際的文化沖突)

中國離文化強國還有很大距離,差距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第一，國民素質整體較差

第二，文化流失和扭曲嚴重。

第三，最重要的中國沒有能夠被認可的影響改變世界的理念。

中西方文化交際的文化沖突

一

所謂文化沖突是指不同形態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間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過程。

中西文化沖突

.2時間觀方面的沖突

西方人的時間觀和金錢觀是聯系在一起的，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它們非常珍惜時間，在生活中往往對時間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計劃，并養成了按時赴約的好習慣。在西方，要拜訪某人，必須事先通知或約定，并說明拜訪的目的、時間和地點，經商定后方可進行。而中國人則屬于多向時間習慣的國家，在時間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一般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嚴格的按照計劃進行，西方人對此往往感到不適應。

1.3客套語方面的沖突

中國人注重謙虛，在與人交際時，講求“卑己尊人”，把這看作一種美德，這是一種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貌現象。在別人贊揚我們時，我們往往會自貶一番，以表謙虛有禮。西方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文化習慣，當他們受到贊揚時，總會很高興地說一聲“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異，我們認為西方人過于自信，毫不謙虛；而當西方人聽到中國人這樣否定別人對自己的贊揚或者聽到他們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時，會感到非常驚訝，認為中國人不誠實。

1.4餐飲習俗方面的沖突

中華民族素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在交際場合和酒席上，熱情的中國人常常互相敬煙敬酒。中國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擺滿一桌，主人也總習慣講幾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話。主人有時會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夾菜，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國家，人們講求尊重個人權益和個人隱私，所以他們不會做強人所難的事。吃飯的時候，絕不會硬往你碗里夾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們也不會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喝酒，不會非要你喝醉了為止。

二

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使全人類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時代為具有應用性、藝術性和科學性等特征的談判提供了更為廣

闊的天地。隨著我國加入WTO，國際貿易和對外交往將日益頻繁，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外貿、外經、外交談判也越來越顯示其在社會、政

治、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試圖從中西文化沖突的角度來研究我國國際商務談判的內在規律，尋求加入WTO后我國涉外商務談判的方

法和策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服務。

一、西方現代談判理論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直接或間接地跨進了談判領域，英美等國僅商務談判人員就占人口的5%以上。談判學在西方現代管

理教育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美、英、德、法、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大學、企業和科研機構，都把談判學

作為培養現代政治、經濟、管理、外交、政法、教育等人才的重要課程，有的國家還成立了全國性的談判學會。在西方激烈的競爭和特定

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談判理論，其原則與方法日趨完善和系統化，日益顯示出其對談判實踐的指導作用。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尼爾倫

伯格的"談判需要理論"。在與科羅合著的《How to Read a Person Like a Book》和他自己所寫的《The Art of Negotiating》中系統地

提出了自己的理論；約翰·溫克勒的"談判實力理論"代表著作是《bargaining for Results》；費希爾、尤瑞、雷法等人共同提出的"原則

談判法"（"Principled negotiation"）；卡洛斯的《The Negotiating Game》，從美國人的觀點出發，主要研究談判中策略的運用；等等

其中的"原則談判法"被譽為"西方談判理論的集大成者"。原則談判法的主要內容由四大部分構成：第一，始終強調在觸及實質問題時，人

與問題一定要分開分別處理；第二，主張談判的重點應放在利益上，而不是立場上，因此必須隨時把握住談判各方的利益，盡量克服立場

的爭執；第三，在決定如何實施方案前，先構思各種可能的選擇，談判者應該安排一段特定的時間，構思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創造性地

努力避免或削弱各方利益上的沖突，為對方談判者主動提供某些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提案的機會；第四，堅持客觀的標準，談判者應設法引

入盡可能多的具有科學優點的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具有較高的權威性，不容易受到非難，而且以客觀標準而不是以主觀判斷來解決問題，

溝通和交際會更加順暢；通過對客觀標準的引入及其應用來逐步達成協議，有利于提高談判效率，減少無謂的爭執。縱觀西方談判學的研

究和實踐，除了對談判本身固有規律的研究外，還特別注重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觀念、傳統與習慣對談判活動的影響，特別針對東方文

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談判方略。這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加以重視的。

二、中西方文化差異與文化沖突對談判活動的影響

涉外商務談判的已方優勢首先來自于對對手的了解，并且能在此基礎上發揮自己的長處，制約對手的長處。搞好談判，除了談判者的

個人氣質、談判心理因素外，在不同的文化觀念、國家制度等影響下形成的談判習慣及體現在這些習慣中的談判作風，對于談判活動的成

敗，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和交往關系，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正確認識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沖突，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西方文化沖突在談判中的體現

不同的文化特性往往集中地體現在一個國家的國民性上。所謂國民性，是指一個國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觀念、價值判

斷和行為方式上，有別于其它民族的特性。國民性形成的基礎就是其特有的文化根基。中西方由于文化傳統和文化觀念的不同，在談判過

程中對問題的看法往往容易產生對立或誤解。中國的國民性中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那就是十分看?quot;而子"或者說"體面"。在談判桌上，如

果要在"體面"和"利益"這二者中作出選擇，中國人往往會選擇"體面"；而西方人則不一樣，他們則看重利益，在"體面"和"面子"二者中會

毫不猶豫地選擇"利益"。中國人對于談判的結果是否能為自己臉上爭光，看得十分重要，以至有的西方談判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告誡在

和中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國的這種國民性。很顯然，只有正確地認識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國民性的差異，才能有效地幫助

我們及時地糾正自己的缺點，強化自身的優勢，利用對方的缺點，瓦解對方的優勢。

在國際談判的領域，中西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認識客觀事物的思維差異。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歷史和文化而自豪，這種自豪感使中國人富有濃烈的民

族感情、宏放的氣魄和極強的愛國之心，這對于民族的進步和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然而，由于歷史悠久，文化昭昭，也往往容易產生一

種"自傲的偏見"，形成一種"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固步自封，這種"面子"心理甚至滲透到幾乎所有的領域。英國談判學家

比爾·斯科特在他的談判學著作中曾對此作過專門分析，他說："中國人極重面子，在談判中，如果要迫使中國人做出讓步，則千萬注意，

不要使他在讓步中丟面子但又決不準別人當眾說出來給了他的"面子"，否則，也會使他感到不自在。

美國人盧西思·W·派伊在他的《談判作風》一書中指出："用幫助中國人得到面子的辦法可以得到很多東西。"任何時候，如果不給面子，

就可能造成損失。看來，西方人對我們的"面子"觀念還是看得比較透徹的。我們能否在談判領域乃至所有的領域克服自身的偏見，是我們

能否能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再次成為世界強國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國區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的地區經濟差距引起了廣泛關注，伴隨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同時，中國的金融發展在區域層面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差距（趙偉、馬瑞永，2006）。研究影響區域金融發展的因素，對于解釋和控制區域金融發展差距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就解決這個問題做初步嘗試。 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理論中，地區差異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區的地理位置（如距離港口的遠近）、自然條件等因素決定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并不能解釋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優越的地區經濟金融也能發展得很好。

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新經濟地理學的關鍵是Krugman(1991)提出的規模收益遞增，核心思想是兩個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區，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從而產生地區差異。同時新經濟地理學開始考慮經濟、歷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傳統地理學未涉及的因素對于經濟的影響（Yeung,2003）。但是常常將政策因素和傳統地理因素一樣視為偶然事件來分析，認為它們對于經濟金融起的是間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陳釗、陸銘，2006)。在中國經濟政策和傳統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間接影響經濟和金融發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國的“讓東部地區先富起來”的一系列政策對于東部地區的發展起了不可否認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納入了經濟政策因素的影響。

在新經濟地理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金融地理學秉承了新經濟地理學超越傳統地理學框架分析問題的特點，并且發展出了更加綜合分析問題的視角，強調跨學科的研究，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多個角度來研究區域金融的發展。在這個視角下，傳統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內。金雪軍、田霖（2004）對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已經作了初步嘗試，從金融地理學的綜合視角構建了區域金融競爭力評價體系，其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文化、科技、區位等多個方面。本文試圖從金融地理學的視角出發，構建一個金融地理學分析地區金融發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將地區金融發展的影響因素經濟、科技、歷史等多種因素主要分為三類：經濟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

二、中國區域金融發展描述性分析

我們分別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金融市場化率(FMR)來衡量地區的金融發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FIR）作為衡量地區金融發展狀況的指標已經被廣泛采用，由于我國的國有金融長期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為了更好地反映影響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因素，我們特地還采用另一指標金融市場化率（FMR）來反映非國有金融發展狀況（周立，2001）。FIR的定義是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全部實物資產(即國民財富)價值之比,這是衡量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指標。

FMR是非國有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與國民財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貸款，以FIR表示金融相關率,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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