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中國建國初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原因(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建國初期中國對外貿易的情況及其原因

建國初期，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國際市場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通過貿易和使用蘇聯政府貸款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的成套設備和技術，我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基礎

~這是由我國的外交環境決定的對外貿易對象的單一化~新中國成立60年來，從被動封鎖、自我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到完全市場經濟，從申請復關、加入世貿組織到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開放，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經濟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對外貿易領域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不斷拓展，規模從小到大不斷擴大，質量從低到高不斷提升

經過60年的艱苦奮斗，今天的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更加自信的步伐融入世界經濟的大潮之中，以貿易大國的英姿屹立于世界經濟舞臺

20世紀70年代我國外交政策的特點

答案：（1） 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分） 特點：“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主要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1分 ） 原因：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包圍

（1分） (2) 新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分）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并正式建交

（1分）中日邦交正常化

（1分）國際上出現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1分） (3) 信息：中國進出口貿易呈增長態勢；21世紀以來增長迅速

（2分）條件：對外交往范圍不斷擴大；堅持對外開放；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和平外交政策

（加入世貿組織）（6分）(4) 特點：國際交往從重視意識形態逐漸發展到廣交朋友，實現朋友遍天下

（2分）

為什么中國是貿易大國，而不是貿易強國？

貿易大國：生產的東西很多量很大，但產品不一定具有競爭力。

貿易強國：生產的東西質好，有市場競爭力。

現在中國生產的東西雖然很多，但同類產品中高質量的卻不多。拿鋼鐵行業來說吧。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高質量的鋼材卻還要從日本進口。所以我國是鋼鐵大國卻不是鋼鐵強國。

貿易大國不等于貿易強國

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還不能說是貿易強國，要成為世界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其他貿易強國相比，在四個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

一、貿易增長方式相對粗放，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在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中，超過一半是加工貿易。

二、核心競爭力不強，缺乏自有品牌和營銷網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產品還比較少。

三、出口產品層次偏低，不少產品仍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不高。

四、尚未形成一大批管理水平高、綜合實力強、能夠深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企業。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只有4％，今年雖然可以達到28％左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為44％，荷蘭是44％，日本是39％，新加坡是72％。

2020年成為貿易強國

作為一個崛起的世界貿易大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和面臨的困難。中國的外貿出口正在步入競爭擴張階段，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出口環境日益嚴峻。

要保持中國外貿的健康發展，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實施“科技興貿”和“以質取勝”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盡量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按照國民經濟翻兩番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要達到兩萬億美元，相當于當今世界最大貿易國美國現在的貿易規模。這一目標十分艱巨，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受國內經濟的制約，還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制約，可變因素很多。

但是，這一目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仍將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只要我們抓住機遇，發揮優勢，加快發展，到2020年，我們就能夠實現由“大”向“強”的轉變，成為真正的世界貿易強國。

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市場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制造業的供給出現了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快轉移的趨勢，亞洲國家國內需求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生產能力，必然擴大出口，造成順差增加較多；二是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三是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較高；四是在中國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擴大進口受到了限制。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階段，除了初級產品進口以外，國內市場需要進口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但這方面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我國貿易順差呈現“三個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主要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截至目前，我國加工貿易順差超過1250億美元；第三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今年前11個月，來自我國集體和民營企業的貿易順差超過600億美元，來自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接近500億美元。

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不能盲目追求立竿見影地降低外貿依存度和貿易順差指標而遏制出口增長，這樣除了會讓我們喪失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之外并無好處。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關鍵是要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我國出口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少，低端產品多，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出口廠商存在惡性競爭現象等。

對貿易順差貢獻最大的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中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額中占到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初級產品、一般工業制成品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商品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獲得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中國作為勞動力和資源相對便宜的國家，吸引了跨國公司持續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源動力。而與此同時，今年貿易順差出現空前的增長，折射出我國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并不是由于投資太弱，而是儲蓄太高，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醫療、教育等多項改革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上證券市場長期低迷，使老百姓不敢消費。因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出現應該是多方面的綜合反映。而就對外貿易領域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而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對外貿和內貿的待遇要統一。毫無疑問，簡單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再是中國各行業出口追求的目標，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實現出口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幫忙！ 關于中國自從建國以來中過的經濟變化歷程的內容

新中國經濟史論

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于：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于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愿，但是對于“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并沒有對于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么，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么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并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于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后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里，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后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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