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與中西關系(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朝貢體質對古代絲綢之路有什么影響

所謂朝貢貿易，就是通過兩國官方使節的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

在中國古代，每一次官方使節的往返都伴隨著禮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時，倭國女王遣使送來牲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贈還錦五匹、毛毯十張、各色絲織物百匹，以“答所獻貢值”。南朝劉宋時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羅笈多二世專門致書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愿二國信使往來不絕”，其用意是要劉宋也同樣對待，以達到交易的目的。

在兩漢時期，中外商人打著朝貢、奉使的旗號，進行國際貿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張騫以后，西遣的使節多貧人子弟與“妄言無行之徒”，他們只是要“私具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這樣憑借政府資本以使節名義出行的商人“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輩）。”也難怪大宛對于這些人“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

外國使節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

賓“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東漢時到洛陽的羅馬敦王的使節，后人一致認為是大秦商人偽托。這一貿易形式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兩漢時期逐步成型的朝貢貿易，推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歐洲地區的海外貿易。

(1)與朝鮮的關系：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曾多次派人赴漢；三韓中的辰韓，引進中國文化，語言、稱謂與秦相似，有人稱之為“秦韓”；中國與朝鮮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

(2)同日本的交往：漢武帝時，日本有30多個國家通過朝鮮半島“使譯通于漢”；東漢光武帝時，賜給倭奴國使者金印；中國的鐵器、銅器、絲帛傳往日本。

(3)同越南的交往：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不斷輸往中國；中國的鐵犁牛耕技術、水利工程技術也在越南推廣。

(4)絲綢之路的開通：張騫出使西域以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著稱于后世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的鐵器、絲綢和養蠶繅絲技術，以及鑄鐵術、井渠法、造紙術先后西傳；佛教也通過絲綢之路傳人中國。漢武帝后，還開辟了與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近世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加強了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各國的關系，從水路溝通了東西外交圈之間的聯系。

(5)與西亞、歐洲的往來：安息利用陸上絲綢之路與漢朝頻繁交往，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在漢朝與大秦間進行絲綢轉手貿易；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安敦王朝派使者到東漢，將象牙、犀角等禮物送給東漢皇帝。

怎樣理解近代中西關系與南北關系的交織?

近代中西關系與南北關系的交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 歷史背景：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西關系的重要轉折點。鴉片戰爭前，中國處于封建社會晚期，相對封閉，對外關系以朝貢體系為主。而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與西方國家開始發生深層次的文化、經濟和政治交流，形成了中西關系的新格局。

2. 文化交流：鴉片戰爭后，西方文化開始進入中國，帶來了科技、藝術、哲學等方面的新思潮。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對西方產生了影響，如中醫、中國古典文學等。這種文化交流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互相了解和融合。

3. 經濟交流：隨著列強打開中國市場，西方國家開始在中國進行投資和貿易。同時，中國也開始向西方出口商品。這種經濟交流使中西經濟聯系更加緊密。

4. 政治沖突：在政治上，西方國家開始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開放市場、割讓領土等。而中國則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這導致了中西關系的緊張和沖突。

5. 國際格局變化：南北關系的變化也反映了中西關系的演變。南方國家一般指發展中國家，北方國家一般指發達國家。南北關系的變化反映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和利益沖突。

總之，近代中西關系與南北關系的交織反映了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和影響，也反映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力量對比和利益沖突。這種交織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經濟的融合以及政治的互動，但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和挑戰。

有史學家提出：「中西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之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為，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

C 清王朝恪守朝貢貿易體制

【解析】

試題分析：鴉片戰爭前朝，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特點，而使得中國出現貿易順差，這是雙方平等貿易的產物，故A項錯誤；鴉片戰爭前，中西方屬于自由平等貿易，故B項錯誤；朝貢貿易就是中國政府與海外諸國官方的進貢和回賜關系，以彰顯天朝大國的風范，故C項正確；清朝“海禁”：清朝出于防漢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時為了打擊毀滅反清復明實力，只有廣州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最多只是給外國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并沒有影響貿易額，故D項錯誤。

在這之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

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導致的，他們怕我們威脅到他們的利益。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充分表露了封建統治者天朝上國意識，清政府的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論及“中國世界秩序”，經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間的禮儀（叩頭）之爭，體現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抑或臣屬與宗主之間的關系。清政府堅持“外交”禮儀，其核心在于維護固有的“外藩”對“天朝”的朝貢體制，“華夷之辨”，反映的是華夏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及其與周圍其他民族的差異，處于朝貢體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諸如“英夷”等。但在“中國世界秩序”存續期間，中國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奴役、掠奪和圖謀體系內的朝貢國；大多數時候，朝貢在經濟上是無利可圖的，甚至成為王朝的負擔；朝貢國遇內亂外患，還要盡責安攘保護。早在明萬歷年間，朝貢諸國分“東南夷（上）”、“東南夷（下）”、“北狄”、“東北夷”和“西戎”計142國（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盡管走私貿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貿易管制政策的朝貢貿易依然是中外經濟交往的主體。

可見，鴉片戰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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