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鮮俄羅斯軍火貿易(俄羅斯現在的實力，如果和美國硬碰硬的話，能有多大的勝算？)

抗美援朝時引進蘇聯武器及債務問題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從建黨起就強調國際主義的原則，并長期接受了蘇聯的財政援助。不過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蘇交往的過程，深深感到蘇聯領導人從來把本國利益放在第一位，援助兄弟黨時又要求他們服從自己的外交需要。在二十多年的中國革命斗爭中，蘇聯援助中共的錢款只有幾千萬美元，遠少于對國民黨的貸款（如抗戰期間對國民政府的貸款就有2.5億美元）。東北解放戰爭期間，蘇聯援助東北解放區的武器，幾乎都是以“借花獻佛”的方式提供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而提供汽油、布匹等物資則要以易貨的方式，用東北產的糧食等物來交換。當年蘇聯對中共方面的這些援助雖然是可貴的，卻稱不上慷慨大方，并摻有民族利己主義的特色。

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雖然向“兄弟黨”中共表示愿意提供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幫助，卻要以“明算賬”的方式計價和付款。1949年初，蘇共代表米高揚到西柏坡訪問時，毛澤東提出希望蘇聯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說明將來連本帶息一并償還。同年6月下旬，劉少奇到達莫斯科，斯大林在當天會談中就說愿意提供3億美元貸款，年息為1%，分5年交付，付清后歸還期為5年。1950年2月，毛澤東在訪蘇期間同蘇聯簽訂同盟條款時，正式達成這筆貸款協議，主要用途是解決解放軍急需的武器，其中一半是用于購買準備解放臺灣的海軍裝備。此項貸款歸還期短，對新中國的財政也是一個壓力。當時毛澤東在黨內通報中說明對蘇聯提出的借款額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國因外債沉重而在經濟上受制于人的教訓。

中蘇的貸款協議尚未簽字時，我國因剛建國之初的軍事斗爭和恢復經濟的急需，就把1950年度的6000萬美元貸款中的4000萬用于購買建立航校所需的飛機和器材，還購買了高射炮、 汽車 、降落傘、鋼軌、汽油等。此時解放軍各部隊還普遍使用戰爭期間繳獲的“萬國牌”雜式武器，全軍550萬人僅有2萬多輛繳獲和外購的 汽車 （此時全國也只有6萬多輛進口 汽車 ），軍工業連迫擊炮都造不好，同時又因財政困難，只能為新建的空軍和防空部隊購買裝備

1950年6月下旬，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借此機會武裝干涉朝鮮，并派海軍控制臺灣。按毛澤東的說法，這相當于在朝鮮、臺灣和越南形成了對中國“三把刀”的威脅，國內不得不進行對美作戰的準備。當時美國是世界上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其工業產值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半。作為第二強國的蘇聯與之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更是同美蘇兩國存在著懸殊的“代差”，從下表中就可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附表）1950年中、蘇、美三國經濟實力對比國民產值（GDP）鋼產量發電量 汽車 數量中國155億美元60萬噸45億度6萬蘇聯900億美元2730萬噸918億度250萬美國3001億美元8784萬噸3880億度5000萬

1950年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北進，朝鮮形勢危急，蘇朝方面都希望中國出兵參戰。由于現代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和財力的較量，中共中央在準備參戰時理所當然地向蘇聯提出了提供武器裝備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同意時，卻又提出要中國付款的問題，這讓當時經濟極為窘迫的新中國感到出兵非常困難，就此也引發了中蘇之間的反復交涉。

有關抗美援朝戰爭時中蘇之間的武器交易和付款問題，兩國都長期保密，因此后來引發了中國 社會 上的一些不實傳說。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公布了一些 歷史 資料和當事人回憶錄（不過也有些記憶不準確），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聯邦又解密了朝鮮戰爭的檔案。當時筆者曾多次采訪過抗美援朝戰爭時為毛澤東擔任俄文翻譯和中央研究室主任的師哲，并在1992年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參加過對其所購的俄羅斯檔案復印件的查核研究，再加上回國后查閱的 歷史 資料，深深感到中國爭取蘇援武器的過程非常不易。這不僅說明求人之難，同時還表明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為減少我國付出的戰爭代價，真是煞費苦心。

據中國方面的檔案證實，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封給斯大林的電報，其中說中國同意出兵朝鮮，并開列了所需武器彈藥的清單。因當時中共中央領導內部意見未統一，還要再討論出兵問題，這封電報沒有發給莫斯科（因此在俄羅斯檔案中查不到）。10月5日，中共中央首次做出了出兵援朝的決定，毛澤東在10月8日又起草了志愿軍向朝鮮出動的命令。同日，周恩來和林彪根據中央要求飛往蘇聯，主要是爭取蘇聯如約出動空軍支援，同時也要求蘇聯提供武器裝備。

此次陪同周恩來去蘇聯并擔任翻譯的師哲向筆者說，他們在10月11日到達黑海邊的索契附近見到斯大林，周恩來亮出的是“兩種意見”，首先說中國出兵很困難。雙方談了一天，斯大林在蘇聯空軍出動的問題上卻不肯履行原來的承諾，因而周恩來表示很難出兵，也沒有提交所需武器彈藥的清單。斯大林因急切地希望中國參戰，表示可提供戰爭所需的各種武器，卻未講清付款形式。時任翻譯的師哲回憶說：“我們和蘇聯談判時，只談到軍火的數目，而沒有談軍火的價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對商品經濟很不熟悉，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

周恩來從黑海邊回到莫斯科，10月13日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里面表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而且認為“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盡管斯大林又限定蘇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愿軍入朝參戰，中共中央經重新研究后還是決定參戰。毛澤東還特別談到蘇聯提供軍火問題，并詢問是租借還是用錢買。電報中認為只要是租借，就能保持用于經濟文化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的2億美元預算，從而保持國內大多數人團結。毛澤東還要周恩來在莫斯科再留幾天，與蘇方重新商定上述問題。

毛澤東提出“租借”方案，應理解為其中大有深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英、蘇、中等盟國已基本耗盡可外購的外匯和黃金后，根據《租借法案》向這些一線參戰國提供了近500億美元的武器和物資。除英國出讓部分大洋島嶼作為代價，其余在戰爭中用過的武器因多已損毀或破舊，戰后就不要歸還原物，而是折算低價索要還錢（如美國對蘇聯的109億美元的租借物資要求歸還26億美元，蘇方只象征性還了3億美元）。美國“租借”給國民黨軍的16億美元的武器，大部分未用于對日作戰而被用來打內戰，美方后來干脆未索要（蔣介石逃到臺灣也沒法歸還）。毛澤東提出“租借”概念，恰恰是援引二戰時的例子，這樣在援朝作戰時用過的蘇聯武器到戰后就不用還多少錢款。

斯大林從減少蘇聯的經濟負擔出發，不肯同意采取租借武器的形式。他提出的最后條件是軍火費用可算作蘇聯對華的“信用貸款”。10月14日，莫洛托夫在同周恩來商談時承諾，采用信用貸款方式，即中國不需要抵押品，還與不還全憑信用。斯大林又考慮到中國經濟極為困難，自己不能不負擔一些戰費，因此又提出援朝的武器錢款由雙方“共同負擔”，即蘇聯提供的武器“按成本價五折”記賬算貸款，年利為1%。

蘇聯的這種貸款條件，如果按照國與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還算是優惠的，不過按其所宣傳的“無私的國際主義”來衡量，卻不夠格，還是把本國利益放在他人之上。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看到蘇聯的這一底線是能爭取到的極限條件，雖心中不滿，還是表示接受。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也說過：“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 汽車 隊。”（中共中央文獻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第14頁。）

1950年10月下旬，入朝的志愿軍六個軍與敵開戰，使用的還是過去繳獲的多國舊式武器。因國內沒有相應的彈藥生產線，軍委只好要求各地“打掃倉庫底子”，即清理遺留的子彈、炮彈并分類，然后送往朝鮮前線。開戰僅幾個月后，庫存就快消耗光，入朝部隊只有全面換裝蘇式武器，這樣才能保障彈藥供應。

入朝作戰第一次戰役剛結束，11月7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就講到武器問題：“由于人民解放軍陸軍的武器裝備主要是從敵人手里繳獲來的戰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徑種類繁多的情況。”為此，電報中特別提出：“我請求您研究一下關于在1951年1月和2月這一時期給36個師供應步兵武器裝備的問題。”毛澤東還具體提出應盡快提供以下武器：蘇式步槍14萬支，步槍子彈5800萬發;蘇式自動槍26000支，自動槍子彈8000萬發;蘇式輕機槍7000挺，輕機槍子彈3700萬發;蘇式重機槍2000挺，重機槍子彈2000萬發;飛行員用手槍1000支，飛行員用手槍子彈10萬發;梯恩梯炸藥1000噸。

看到這個清單，不能不讓后人感慨萬分！那時的中國連飛行員用的手槍及其子彈都不能自己解決，在這樣落后的情況下就敢出兵朝鮮與世界裝備最好的美軍作戰，這需要何等的膽略和氣魄！

看到志愿軍在朝鮮的勝利和作戰艱苦，蘇聯馬上表示可盡快滿足要求。11月9日，斯大林回電毛澤東說，1951年1月至2月可將這些裝備如數運到中國。第二批入朝的部隊即志愿軍第19兵團和第3兵團就此便能換裝蘇式裝備，并在第五次戰役中參戰。

蘇聯提供的這些武器，仍要“出廠價五折”記賬。根據斯大林確定的這一原則，1951年2月周恩來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于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貸款的協定。協定確定：蘇聯向中國提供12.35億盧布的貸款，用于購買中國在戰爭中所需的軍事裝備、彈藥和鐵路器材;中國從蘇聯的軍事訂貨，包括軍事裝備、彈藥和鐵路器材，以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為界，在此以前的訂貨以全價付款;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軍事裝備與彈藥訂貨以半價付款，鐵路器材則以七五折付款。

蘇聯提供的這36個師的輕武器，基本都是二戰期間甚至戰前研制的武器，屬于蘇軍正在退役淘汰的舊裝備。蘇軍現役裝備的一些新式武器，如SKS半自動步槍（即后來國內仿制的56式半自動）、AK47突擊步槍（即后來國內仿制的56式沖鋒槍）等都沒有提供。蘇聯已開始裝備RPG-2火箭筒（即后來國內仿制的56式40火箭筒），卻因怕在朝鮮戰場上被美軍繳獲造成泄密，也沒有供給志愿軍。這一武器到1955年向中國提供時，彭德懷看到就感慨說，在朝鮮如果有這種武器，打坦克就省力多了。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國內兵工廠只好仿制美國二戰時提供給國民黨軍的火箭筒和57、75毫米口徑的無后坐力炮，供部隊應急使用，因為這畢竟比用炸藥包、爆破筒打坦克的效果好得多。

接受步兵裝備時，由于中方得到的基本都是二戰時用過的舊貨，還要付半價，一時志愿軍中許多人也有埋怨情緒。這些情況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后，使這位考慮國際戰略全局的領袖不能不有所顧慮。1951年中國從蘇聯訂購的步兵師的裝備運到后，因朝鮮人民軍的裝備不足，將其中3個師的裝備無償地送給朝鮮人民軍。斯大林在中國的高風格前也決定有所表示，決定無償再送給中國20個步兵師的裝備。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對華提供了60個步兵師的武器，中方除無償贈送給朝鮮人民軍3個師的裝備外，另1個師的裝備拆散給各軍事院校作訓練用，實際裝備了56個師。國內兵工廠又按蘇聯提供的圖紙和生產技術，仿造出50式沖鋒槍、53式步騎槍、53式重機槍等輕武器，共生產了50個輕步兵師的裝備。至朝鮮停戰時，解放軍的106個步兵師、16個炮兵師、2個坦克師和23個航空兵師基本完成了蘇式裝備的換裝，在中國 歷史 上第一次實現了武器裝備的標準化、系列化。

根據“邊打邊建“的方針，抗美援朝期間國內大力加強兵工業建設。志愿軍參戰第一年所需要的彈藥，國內產量只能滿足10%左右，到停戰時已能自產40%。中國的國防工業，在這場戰爭中就此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 汽車 一度成為入朝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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