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體制徹底瓦解的時間(中國閉關鎖國了多少年)

明朝朝貢貿易體系何時瓦解

從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開始，葡萄牙牢固統治后，開始阻撓馬六甲以西呈貢國到達明朝，明朝因困于內政，國力下降無力遠征，朝貢貿易體系開始瓦解

明清朝貢貿易終結的標志是南京條約的簽訂還是馬關條約？

是《南京條約》。

歷史學者曾稱“從這個條約的簽訂，就開始改變了明清以來朝貢貿易、或由政府特許的廣州‘十三行’統一經營對外貿易等中國與外國人之間經商的習慣和組織，開始了新的貿易制度。一夜之間，過去原本舉足輕重的行商遭到削弱。”

《南京條約》涉及貿易的條款主要有：

①清朝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史稱“五口通商”）。

②廢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貿易制度，準許英商與華商自由貿易。

③英商進出口貨物繳納的稅款，中國需與英國商定（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開始喪失）。

中國閉關鎖國了多少年

從明朝前期開始，表現為：

明朝的對外政策確立于洪武、永樂兩朝，以后被長期沿襲下來。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間，雖然不同時期在具體內容上有些變化，但其指導思想和主要方針并無多大變化。 明初，在綿長的海岸線上時有倭寇的騷擾。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東濱海郡縣，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蘇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東，轉掠溫州、臺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縣”。以后倭寇仍頻頻入侵。這種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決倭寇為中心的對日外交開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關系有所疏遠。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確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又正式宣布：“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二十七年（1394）又進一步申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還再次申明“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完全采取禁海政策，這一封閉政策對明初體制、經濟都影響不小。洪武年間，朱元璋遲遲沒有作出遷都之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考慮到東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東南沿海的侵擾，朱元璋以后幾代皇帝也沿襲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隨著倭寇問題的解決，才逐漸打破這一封閉政策。 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明朝的對外政策又趨于保守和內向，在與外國的聯系方面，又多處于被動的地位。永樂時，一方面繼續實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并出現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鄭和奉命出使，先后到達三十余國，宣揚了國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強了明朝與西南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促進了彼此間的文化經濟交流，朱棣在國內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鞏固。鄭和的航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紅海海口，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個壯舉。宣德六年（1431），鄭和最后一次奉詔出使西洋。自宣德九年（1434）歸來后，明朝雖然也間或有船隊出洋，但規模之大，歷時之久，影響之深都遠不及鄭和，明朝在海外的聲譽也大不如前了。前來朝貢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樂年間，就十分稀落了。

明中期以后：

海禁時緊時松，中國海商和倭寇相勾結，出現了嘉靖年間的倭患。隆慶以后，部分地開放海禁，私人海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與此同時，隨著新航路的開辟，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中國沿海，這給中國帶來了機會，使中國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與西方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但也蘊藏著危機。

閉關政策的影響

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出現，經歷了近三百年，但始終沒有得到正常的成長。原因是復雜的，但明朝廷對海外貿易嚴格的限制是重要原因之一。明廷有時甚至根本不許商民下海，這是人為地削弱、封鎖商品的對外銷路，很不利于商品生產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得不到正常成長的這些原因，歸結到一點，是封建勢力還很頑固，資本主義萌芽還沒有突破這一桎梏的力量。明代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已不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能拖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腐朽了的社會制度卻能阻礙新社會制度的產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最大特點。

清朝初期：

[1]十八世紀，由于中外貿易往來日趨頻繁和人民反清起義不斷發生，清朝統治者擔心外人和漢人會結合起來反對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許中國商船到歐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區進行貿易。清政府在對貿易范圍實行限制同時實行禁教，減少中外之間的往來。17世紀末，清政府允許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隨著教會在中國影響的擴大，它開始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尤其是1704年羅馬教皇格勒門十一訂立“禁約”，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康熙嚴辭拒絕了這項要求。1720年清政府開始實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確規定外國商船只能到廣東的虎門和福建的廈門兩處。1757年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準在廣東的虎門一處停泊貿易。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準皇帝頒布了《防范外夷條規》，根據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機構。公行是由官方特許的商人組成的壟斷性外貿組織。外國人來廣州做買賣必須經由公行，其行動也由公行的行商負責約束。外國商人只準在規定的時間，即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間來廣州進行貿易，期滿必須離去。在廣州期間他們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設的“夷館”內。外商在華只能雇用翻譯和買辦，不能雇人向內地傳遞信件。中國人不準向外商借貸資本。條規還規定要加強河防，監視外國船舶的活動。這些規定在以后的嘉慶和道光年間屢被重申。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防范西方殖民主義者。但這種自衛措施是非常被動的。 1757年，一道圣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又稱廣州十三行）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乾隆的這道圣旨常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統治者期望維護極權統治的心理觀念是“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 。 基于保護傳統文化。事實上是對本國國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經濟發展，免受外來力量的影響。清朝封建統治時期經濟上自給自足，不依靠同時也很抵制外來商品。 國防安全的出發，防止中外反清勢力的聯合和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滲透。 以免有間諜盜取本國資料。 清朝政府對自己經濟和政治實力的過分盲目自大。 閉關鎖國這一政策推行了二百多年。它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到一定自衛作用。但是，當時西方國家正在進行資產革命和工業革命，跨入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新時代。清政府閉關鎖國，與世隔絕，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變化，也未能適時地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技術（不是科學）比較發達的國家之一，是東方的一大強國。然而，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為止，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僅有二百公斤左右，美國已接近一千公斤；中國年產鐵約二萬噸，不及法國1/10，英國1/40。中國的造船業和航海業歷來比較發達，從此也迅速沒落下去。往日出沒于東南亞海面的中國船隊，隨之銷聲匿跡，被其它國家的船隊取代。中國的各項發明和技術，在明朝中后期較西方仍互有長短，但到1840年已全面落后于西方了。

前期

閉關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絕大陸人民與臺灣鄭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則著重防禁“民夷交錯”，針對外國商人，以條規立法形式，嚴加限制對外貿易。 順治初年，清廷對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沿襲明朝成規，不許進入廣州，只準于澳門交易。隨后，由于東南海上鄭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嚴出海之禁。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閩浙總督屯泰請于沿海省份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貿易，如有“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并潛通海賊（指鄭成功）”，“或造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繼續與鄭氏貿易往來。順治帝認為此乃立法不嚴所致，于十三年，下達“禁海令”，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違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論死。沿海可泊船舟處，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順治十八年，清廷進一步下達“遷海令”，以保證“禁海令”的施行。強迫海島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生無路，并嚴重地影響了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內，滿目荒涼。 三藩戰爭期間，鄭氏力量復入廈門，在福建沿海登陸。康熙十七年（1678）閏三月，康熙帝下令：“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將界外百姓遷移內地，仍申嚴海禁，絕其交通。”二十二年，清政府統一臺灣。次年，開海禁。康熙帝稱：“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命令沿海各省將先前所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允許滿漢人民出洋貿易，唯不準將硝磺軍器等出洋。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四個口岸對外國通商。 自開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于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只，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為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了清廷的重視。

清朝后期：

為了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這是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只準在廣州一口貿易。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并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范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準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雇人傳遞消息；于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了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為制度。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頒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訂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只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其中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則是針對外國侵略者鴉片貿易的正確禁令。

閉關政策的影響

清朝對外實行閉關政策，是封建經濟的產物。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人們彼此隔絕，在政治上自然產生閉關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諭英吉利國王書》中說：“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閉塞的封建自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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