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的特點及影響(韓國歷史和中國清朝年間的事情？)

中國古代不同歷史階段商業發展的概況、特點及成因。

1 、先秦：商業產生 ① 原因： 商朝人以善于經商著稱， 形成一個固定的職業， 后世將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稱為商人

春秋戰國時期， 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社會地位提高

② 概況：商 朝：“商人”出現，商業由官府控制 春秋戰國：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社會地位提高， 各地出現 了許多商品市場和擁有雄厚資產的大商人

例如范蠡 2 、秦漢：商業初步發展 ① 原因：秦始皇統一貨幣、度量衡，修建馳道

漢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主要原因)，兩漢開通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 ② 概況： “ 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說明商業在壓抑中得到發展

外貿開始

3 、隋唐：商業進一步發展 ① 原因：農業、手工業發展，大運河開通，政治相對穩定，民族團結，對外開放

② 概況：城市發展：城市中“市”“坊”分開，政府嚴格管理；長安、洛陽商業發展快；農村集市發展

對外貿易：廣州;市舶使

金融方面：柜坊和飛錢出現

4 、宋元：商業繁榮 ① 原因：政治方面加強中央集權，國家趨向統一，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經濟方面農業、手工業的進步，經濟重心南移南方經濟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政策方面政府逐漸放松對商品交易的限制；交通方面絲綢之路和大運河有利于商業與對外貿易的發展；金融方面紙幣的出現和應用，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② 概況： 兩宋商業情況： 城市繁榮： （ 一）、 市場變遷 ， 突破了原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A 、空間： a 、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 “市”不再局限在政府規定的墻垣之內，而是分散在城中各處

b 、 城郊和鄉村的 “草市”也更加普遍

B 、時間： 官府取消了商品交易日中為市的時間限制，早市、夜市晝夜相接

（二） 商業活動不再受官吏直接監管 （三）商業交換品種迅速增加，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轉向市場 （四）世界上最早紙幣交子出現并推廣 （五）各族政權之間的邊境貿易市場（榷場）發達；海外貿易發達，兩宋時中國同東南亞、南亞、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幾十個國家進行貿易

（六）出現了四大商業名鎮： 、 、 、 古代 、 、 、 等大城市既是不同時期的政治中心，軍事重鎮，也是著名商業中心

南方 、 等成為當時最繁華的大都會， 有“ ”的說法

元朝商業情況： 城市繁榮：大都成為繁華的商業大都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元朝外貿發達，泉州被譽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港

5 、明清：商業進一步繁榮并出現商人群體 商幫 ① 原因：國家統一，農業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 ② 概況： 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棉花、茶葉、甘蔗、染料等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較快，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大；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涌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二、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變化有哪些表現？ （1）商業活動的場所的變化：先主要在城市中進行，由坊市分開到北宋開始逐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同時農村集市貿易也發展起來

（2）交易內容的變化：開始時以土特產品，經營統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為主要內容，以后為一般百姓所需要的主要農副產品等 （3）交易媒介的變化：物物交換，后出現以貝殼等為代表的一般等價物

北宋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4）商業活動過程：開始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領域，到封建社會末期（明清時）才逐漸參與生產過程

（5）商人組織的變化：最初與宗族親緣組織重合，后發展為商人的地緣組織和業緣組織等， 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三、影響我國古代商業發展的因素有哪些？1、國家政局是否穩定統一；2、農業手工業水平；3、交通情況；4、貨幣是否便利；5、政府政策是否得當

如抑商與寬松；朝貢貿易與商業貿易；閉關鎖國與開明開放等等

明朝后期與晚清時期的對外貿易有何不同

不同點：明朝中后期是自愿對外貿易，主要是宣揚國威，朝貢貿易。晚清時期是被迫對外貿易，處于逆差器。

特點：①明朝以前中華文明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隋唐時代完成了“中華文化圈”的總體格局，中國成為周邊及至亞洲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②明以前的中外關系，以互通使節、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為主。③明以前的諸朝政府基本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

趨向：自明至清的對外政策，由開放到閉關自守，出現反殖民侵略斗爭的趨勢。

原因：①內因是明清時期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漸趨衰落和腐朽。②外因是日本倭寇侵略我國東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東來。

后果：①閉關政策阻礙了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②妨礙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③導致中國的落后，以致進一步受到西方侵略。

明朝在官方的出海活動停止以后，朝廷對朝貢態度有什么變化？

明朝在官方的出海活動停止以后，朝廷對朝貢貿易的熱情顯著降低，對前來朝貢使團的賞賜也大不如前。明英宗時，再次強調了占城應該三年一貢，而暹羅進貢的碗石價格也大幅度降低，并且要求暹羅以后不再進貢該物品。

明代宗時，琉球國使者船只損壞，請求明朝按照慣例提供其回程船只，但是明朝拒絕了琉球使者的要求，要求其自己建造船只，并且不得擾民。

明朝也大幅度降低了日本進貢貨物的賞賜價格，還幾次與日本使者就賞賜價格發生了爭論。明憲宗時朝廷禁止前來朝貢的使者夾帶私物。明孝宗時，在懷遠驛張掛榜文，要求外國使者前來朝貢必須依據朝貢日期，凡是朝貢的貨物，首先要按照50%的稅率征稅，之后才按給價收買。

在降低給價、嚴格朝貢日期的同時，對使者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首作弊尤甚。

尤遇四夷到京，朝廷賜以筵宴，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炊而多不堪用，酒多摻水而淡泊無味。所以夷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不舉箸"。

外國使者前來朝貢，并非完全仰慕明朝的強大，除了安南、朝鮮等周邊國家有害怕明朝進攻的因素而前來朝貢外，大多數海外國家完全是因為能夠獲得巨額利潤才前來朝貢的，這在日本的例子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是隨著朝貢期限的嚴格，回賜產品數量的減少，招待標準的降低，前來朝貢的吸引力下降了，朝貢的次數出現了明顯的減少。

明孝宗弘治元年到六年（1488～1493年），"海外諸國由廣東入貢者僅占城、暹羅各一次"。這樣的朝貢規模，與開國初期朱元璋與朱棣時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朝貢貿易到此時已經衰退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朝貢帶來的中外產品交流出現了急劇減少，但是隨著明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海外產品的需求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明朝與宋元時期相比，海外貿易的重要特點是輸入產品的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宋朝從東南亞進口的主要商品以熏香料為主，包括乳香、沒藥、檀香和沉香，至于作為香辛料大宗的胡椒，宋朝僅僅當作藥材使用，進口量并不大。元朝時，胡椒開始被用作肉類的防腐劑以及調味品，在中國得到了普及，至明初時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進口量出現了巨大的增加。

除胡椒以外，明朝從東南亞進口的另一項大宗產品為蘇木。元朝時，隨著紡織技術的改進，棉布在中國的消費量得到了提高，蘇木作為一種上佳的紅色染料，極受中國人歡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雖然對海外貿易并不鼓勵，但是對推動植棉業的發展非常關心，規定家家戶戶必須留有一定土地種植棉花，這就進一步刺激了棉布的推廣速度，同時刺激了對蘇木的需求。

朱棣在位時期大力推動朝貢貿易，更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人的這種消費習慣，促進了作為紅色染料的蘇木的進口。因而鄭和下西洋結束之后，官方貿易的減少以及需求的增加，自然出現了供給缺口，這便為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與擴張提供了充足的利潤空間。

由于當時東南亞國家的航海技術落后，中外之間的貿易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國商人的控制之中。然而海禁制度的存在使私人貿易必然采取走私貿易的形式。

前文已經提及，為了禁止私人海外貿易，朱元璋至遲在洪武四年已經頒布了海禁令，不允許私人隨意出海貿易。但是這樣的禁令顯然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否則朱元璋也就不會一再頒布海禁令了。明成祖朱棣時期，頒布的海禁令減少了，有記錄可查的海禁令僅僅頒布過兩次。

一些學者從海禁令頒布的次數判斷，這代表了朱棣的開放思想，如果繼續向前一步，就可以廢除海禁制度，使中國轉變成為一個開放的國家。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并不代表朱棣具有開放思想，相反，禁令的減少是官方航海活動排擠私人航海活動的結果。

鄭和下西洋每次出海，都需打造大量海船，帶領大量士兵，這都使私人航海貿易所需的資本和人力受到嚴重影響，無法出海。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即頒布詔令："時福建瀕海居民，私載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為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

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尖頭海船能夠遠航，而平頭海船不能遠航，從此詔令中便可以看出明成祖并沒有放松海禁的打算，他也不打算鼓勵海外貿易的發展，所以朱棣完全談不上具有開放的思想。

當鄭和下西洋結束之后，官方航海活動不再占用人力與資本，這立刻使私人海外貿易再度活躍起來，明宣宗在即位之初立刻頒布了他在位期間的第一個海禁令。

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辦為名，擅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比者已有擒獲，各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有犯者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犯人家貲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縱之弗禁者，一體治罪。

此后，歷代皇帝都不時發布海禁令，《明實錄》中也記載了一些因走私貿易違反海禁令而受到懲罰的案例。成化七年（1471年），福建龍溪人丘弘敏一伙犯禁出海，到滿剌加等國貿易，在暹羅詐稱朝使，謁見暹羅國王，其妻馮氏亦謁見國王夫人并接受其珍寶等物。

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龍溪縣29人去國外貿易，被官軍截殺。成化二十年（1484年），有37艘海外貿易大船停泊于廣東潮州府界，被官軍追殺。甚至打擊走私貿易的行為還會引起走私貿易者與官府的對抗，比較有名的兩起事件是正統年間（1436～1449年）廣東黃蕭養起義以及正德年間（1506～1521年）崇明島上的施氏家族聚眾起義。

施氏家族起義事件源于施氏家族長期通過賄賂官紳從事走私貿易活動。該官紳認為自己收取的賄賂過低，提出了提高賄賂金額的要求，未得到施氏家族的同意，該官紳便將施氏家族長期從事走私貿易的事情匯報了官府，官府派人緝拿，激起施氏家族聚眾抵抗官府。雙方的對抗活動持續數年，以施氏家族投降結束。

此次事件發生以后，官府對崇明島居民從事航海貿易加強了管理，不允許崇明島的居民繼續從事長距離貿易，只允許保留部分小船從事捕魚活動。規模更大的廣東黃蕭養起義也源于黃蕭養從事走私貿易，福建晉江人蔡永謙說"黃蕭養素侍蠻舟之役。

家貧，有司不恤，淪為盜，長劫海舟，被捕系獄"。在獄中，黃蕭養得到了監獄低級管理人員鄭孔目的幫助，逃出了監獄，舉起了反抗的大旗。黃蕭養越獄之后，回到了他的根據地潘村，打造戰船，不久便聚集了將近一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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