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是什么時候形成的(朝貢到底什么時候開始的？)

朝貢到底什么時候開始的？

從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屬國。但朝貢體系開始形成還是在隋唐時期，到了明朝朝貢貿易體系達到鼎盛。

屬國

春秋戰國時期，是歷史上一個比較動蕩的時期，那時候周天子式微，各個諸侯王都有統一天下的野心，時常會爆發諸侯國之間的戰爭。是為了展現實力，也是為了拉小弟打架助威，于是屬國便衍生出來。這些屬國在戰國時叫屬邦，其實除了名義上服從大國以外，其實這些屬邦與大國之間沒有什么定期朝拜的制度，更加沒有逢年過節給大國送禮的習俗。到了漢朝時期，屬國其實是中央政府安置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統治的一種行政建制。從規制上來說，屬國還是與中央政府有著直接的管理關系，因此也就不存在朝拜與送禮的規矩了。

朝貢

到了隋唐時期，由于中原王朝的高度發展，在國力上遠遠超過其他周邊國家，于是就出現大量鄰邦國家來中央王朝取經。這是由于當時隋唐經濟與文化非常發達，讓周邊國家仰慕，為了自己國家可以與大國關系融洽，也是為了學習大國的先進技術與知識，于是就出現鄰國來朝拜的事情。這時候朝拜成為了一種外交禮儀，從隋唐開始，朝貢時其他國家進貢的禮品，中原王朝都會以數倍反饋。也就是說朝貢時期的貢品交易原本就是一場不等價交換，中原王朝要得是萬國來朝的面子，而鄰國得到是實實在在的財物與技術輸出。

鼎盛期間

到了明朝，朝貢貿易體系達到了鼎盛，明成祖朱棣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讓明朝的國威遠博亞洲與非洲，在明朝真正做到“八方來貢，萬國來朝”，明帝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也非常大。當然這背后有著明帝國巨大的財政負擔，明成祖之后，明帝國再也負擔不起這種燒錢的遠航外交，于是下西洋就從此消失在歷史之中。

雖說朝貢是一個貼錢賺吆喝的買賣，但宋代開始就已經有市舶貿易，就是在朝貢的基礎上，允許外國人帶商品到中原王朝貿易。這種貿易雙方都能掙到錢，之后中原王朝還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這些外國商人，這也成為之后朝貢體系能夠昌盛的一個重要因素。

朝貢貿易什么時候開始

所謂朝貢貿易，就是通過兩國官方使節的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

在中國古代，每一次官方使節的往返都伴隨著禮物的“交易”

從漢朝開始日本,朝鮮,阿拉伯,伊朗,越南,老撾以及東南亞的國家都向中國進貢

朝貢貿易時間是什么時候

朝貢貿易時間可追溯至先秦時期，中國古代的對外關系，是以“夷夏”傳統關系為基礎來建立的，古代的中國人認為“天圓地方”。朝貢制度真正萌發是在漢朝，而成熟于唐，鼎盛于明，至清朝時，朝貢體系被一個又一個條約削弱，直至最終衰落。朝貢貿易亦稱“隨貢貿易”、“貢舶貿易”。

朝貢貿易是指什么？

朝貢貿易是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在互市貿易之外的另一種重要經濟交往方式。所謂“朝貢”，即由邊疆民族向中央朝廷呈獻貢品(一般來說以當地的土特產為主)，以換取朝廷的禮物。

對歷史上的朝貢體制進行研究可以發現，朝貢貿易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關鍵在于它符合邊疆民族與中央政權雙方的需要。在這種經濟交往方式中，邊疆民族的“貢賦”對中央來說其經濟價值是次要的，而重在其作為政治象征的意義，也即“朝貢”象征著邊疆“四夷”對中央權威的認同和對朝廷的忠誠，所以朝貢貿易往往是以“厚往薄來”的形式進行的，中央愿意付出更高經濟代價，給予朝貢者的報酬往往要比其呈獻的貢品豐厚得多，從而給“四夷”以具體的經濟實惠。尤其當互市貿易受阻的情況下，朝貢貿易對維系邊疆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隸屬關系就更為重要。

朝貢貿易產生的原因

朝貢外交是中國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種外交體系，其立足點是傳統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國的定位。

自商周以來，中原王朝都一直認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主體，故自稱“中國”、“中華”；而周邊乃至更遠的地區與國家都是蠻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這樣，他們與中原王朝的關系自然被限定為自下而上的朝貢關系。朝貢外交的實質是名義上的宗主認同外交，并不是擴張式的帝國外交，因而，在政策導向上則是“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實施過程中，便形成了一個定式：凡肯朝貢的國家、地區、部族，不論遠近，不論是否有過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納；凡要與中原王朝建立關系、展開外交者、必須以朝貢方式進行。進至清朝，外國使節們到來后，都要先安排學習各種朝貢禮儀，會見之時，要以藩屬朝貢覲見之方式，行跪拜禮。

在這一外交政策下，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也就很少有掠奪性戰爭，很少有主動進攻的戰爭，防御性戰爭遠多于進攻性戰爭。

除極少數歷史時期外，即使是進攻，也是以攻為守，而不是出于掠奪的需求。這樣，中國古代王朝的對外戰爭大多都是勞民傷財，最終導致了國庫空虛，國內各種矛盾激化；而且戰爭獲勝后，對于肯向王朝稱臣納貢降服者，往往是賞賜有加。因而可以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勝仗。

與之相聯系，中國歷代王朝除成吉思汗外，很少進行過真正的遠征。為數很少的幾次遠距離作戰，也都在自己的附屬國中，即便是漢武、唐宗之偉業，也不是依托軍事征服，他們在軍事打擊之后多班師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對主的附屬與臣服。而在西方歷史上，只要有強大帝國的出現，必然伴隨著一系列的軍事征服與遠征，無論是亞述帝國、羅馬帝國還是后來的奧斯曼帝國，都是如此。其原因當在于東西方經濟結構與文化社會結構的不同所致。

在這一外交政策下，中國王朝的對外交往不僅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相反，還以經濟的付出換取朝貢來儀的名義。

自漢以來，凡來朝貢者，中國王朝都大量回饋，盛情相待。漢武帝曾專門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讓他們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為接待英國馬嘎爾尼使團所用招待費用不下十七萬英鎊，全部費用耗費白銀八十五萬兩左右。為了讓英國“貢使”看到中國“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還安排馬嘎爾尼一行由內陸至廣州，也是沿途款待，勞民傷財。中國使臣之外行，則是多攜禮物，大量贈送。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即率隨員三百人，帶牛羊萬頭以及大批的絹帛、錢幣、價值“數千巨萬”；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寶船六十二艘、士卒兩萬七千多人，并帶有大量的絹帛、瓷器、茶葉以及金銀錢幣。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贈送，動員當地首領到中土朝貢，并不攻城略地或進行經濟掠奪。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這樣，各國前來朝貢者大大增加，從一般使臣到國王本人，往來者不絕。但明王朝的財政卻無法維系這一“盛舉”，致使國庫空虛，財政危機。這與晚于鄭和的哥倫布等人開辟新航路的結果大相徑庭。

在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國王朝的對外貿易也有著突出的朝貢貿易色彩。

所謂朝貢貿易，就是通過兩國官方使節的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在中國古代，每一次官方使節的往返都伴隨著禮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時，倭國女王遣使送來牲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贈還錦五匹、毛毯十張、各色絲織物百匹，以“答所獻貢值”。南朝劉宋時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羅笈多二世專門致書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愿二國信使往來不絕”，其用意是要劉宋也同樣對待，以達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著朝貢、奉使的旗號進行國際貿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張騫以后，西遣的使節多貧人子弟與“妄言無行之徒”，他們只是要“私具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這樣憑借政府資本以使節名義出行的商人“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輩）。”也難怪大宛對于這些人“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外國使節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 賓“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東漢時到洛陽的羅馬敦王的使節，后人一致認為是大秦商人偽托。這一貿易形式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明清時代，面對近代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他們仍然頑固地認為：“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方面堅持把貿易歸入朝貢體系中；另一方面，繼續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如明朝即規定：“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這樣的朝貢貿易自然會使各國紛紛來“貢”，其結果則是明王朝“歲時頒賜，庫藏為虛”。只好對來貢者的時間、次數加以限制。如明朝對安南即規定三年一貢，使者不過三四人，但安南卻總是提前來貢，人數與貢物也超出規定。其目的當然是要換回更大的經濟利益。

當然，在朝貢貿易中，中國王朝并不是無所要求，更不是不講回報。只是在這一貿易體系中，政治動機大于經濟目的，奢侈消費的需求大于對商業利潤的追求。他們的根本動機是造就“四海賓服，八方來儀”的宏大場面。而對奢侈性消費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貿的著眼點放到了使用價值上，不注重貨幣的增值。西漢桑弘羊就主張“天下高我下，天下輕我重”，即低價出口，高價進口，使轉口商人獲取超額利潤，而封建政府則得到使用價值的滿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黃金與絹帛，在他們看來都是“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由于對外貿易的入超，中國黃金、銅幣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庫之藏流于外國”的局面，這對中國古代國家的財政產生了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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