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繁榮時期是哪一年(中國近代史上“大時代”這個概念是指什么？)

宋朝經濟繁榮的表現有哪些

都說“盛唐”，其實，唐朝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筑、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并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之后的五代十國，因為時間很短，所以，它實際上則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所以，這次的大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到了宋遼夏金時期，中國經濟其主要標志則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于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一時期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了。

若是問：兩千年來，中華大地上哪個古代王朝的經濟最為發達？

筆者認為：就是宋朝。

雖然，史學界尚有爭議，但宋朝的經濟并不弱小，反而比大多朝代都要強大。要知道，相比于盛唐時期的萬國來朝，宋朝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將“被動外貿”轉為“主動外貿”，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記得有西方學者說過：宋朝時期的“城門吏”的月收入，甚至，超過了一些歐洲小國的國王。雖然，這句話里有諷刺宋代貪污現象的成分，但亦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宋朝——一個看門的小吏都富有如斯。

說起宋朝開辟海上絲綢之路的原因，其實，是被迫而為的。

首先，我們知道，終南北宋三百年，除靖康年間和南宋覆滅之外，基本沒發生過全國范圍的動亂。宋朝對外戰爭比較頻繁，也進行過數次鎮壓叛亂的內戰，但這些戰爭大多是局部性的，對國家整體尤其是南方地區的影響很小。就這三百年而言，宋朝算是比較穩定的，這也就使得維持經濟發展慣性成為可能。

其次，宋朝的戰亂主要發生在北方及西北地區。換言之，漢唐時期的主要貿易路線——古絲綢之路已經被廢棄了。宋朝人想要進行對外貿易，就必須另選一條路線。根據當時的情況來看，西南地區交通不便，北方又常年處于戰亂之中，唯一的辦法就是由海道進行外貿。

開辟海路，有可能是宋人無心插柳之舉，但是，卻直接影響了大宋王朝的經濟。

難得的是，早在宋太宗趙光義時期，宋朝皇帝就已經意識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了。且看宋太宗趙光義的政策，頗有“招商引資”的意味。雍熙四年，趙光義派出八名使臣，分別出使海南諸藩國，進行“勾招進奉”，并采辦龍腦、真珠（珍珠）、香藥、犀牙等特產。宋太宗讓這些使臣隨身攜帶“空名詔書”，讓他們前往藩國，“于所至處賜之”。放到現在來看，這就像是一個老板，將一份寫有自己簽名的空白合同交給自己的員工，讓他們與合作伙伴自行簽約，只要雙方談攏條件，現場填寫合同內容。

最終，在宋太宗的鼓勵下，宋朝的對外貿易蒸蒸日上。哪怕是剛剛進入動蕩期的南宋初年，全國的稅收都達到了一千萬緡。按照宋朝的貨幣比率來看，一緡相當于一兩銀子，購買力相當于二百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當時，宋朝的稅收達到了二十億人民幣，其中，僅廣州市舶司繳納的貿易稅就超過了兩成，而加上泉州、明州等地的貿易稅，足有二百五十萬緡。僅南宋一隅一年的稅收，就能與唐天寶年間持平。所以，宋朝之所以有那么多銀兩支付賠款，就是因為宋朝有錢。

有了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還得配備與之匹配的先進商船。

宋朝時期的造船技術，堪稱同期世界之最，也為宋朝的海上貿易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宋朝工匠的得意之作，便是多桅船，每一根桅桿都設有軸承，可以隨時拆卸、放倒。此外，宋朝還有一種專門用于長距離航行的“木蘭舟”，文獻記載此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一艘船，能供一百人連續航行一年，且里面還有空間釀酒養豬。

根據史料的記載，當時還有一種更夸張的巨船，號稱可容千人“有機杼市井”。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宋朝時期竟能打造出一艘容納上千人的巨型帆船，船上的空間還能容納一座鬧市。宋朝造船業究竟有多發達？我國打撈出宋朝商船“南海一號”就是最好佐證。“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船上載有文物6至8萬件，且多是國寶級文物。

除能夠承擔大風大浪的巨型商船以外，宋人的海上貿易還有一項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指南針。可以試想這樣的場景：在宋朝時期，宋人雖沒有“炮利”，但僅靠“船堅”，就已縱橫于海上，這是怎樣的壯舉。宋朝商人往往會先乘船前往南洋群島，然后經馬六甲海峽，通過孟加拉灣抵達印度洋，來到阿拉半島后，從這里駛向地中海。從貿易范圍上來看，“海上絲綢之路”覆蓋的地區比古絲綢之路大了好幾倍。

在十一世紀之前，印度洋是阿拉伯海商的天下，但是，在十一世紀乃至十四世紀這段時間，大宋的海商才是印度洋的主導者。

自從大唐以后，中國商人深受外國人歡迎。受傳統禮教的影響，中國商人講究“誠信”二字，再加上，宋朝時期，朝廷出臺了一系列友好的對外政策，如：“蕃商有愿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等等，宋朝一度成為外國商人們眼中的天堂。

如果說，唐朝皇帝的胸襟，是歡迎所有藩屬國來長安定居。那么，宋朝皇帝的胸襟，就是歡迎世界上的所有人來大宋貿易與定居。北宋時期，有許多猶太人聚居在汴梁，宋朝的老百姓親切地將他們稱作“一賜樂業”。在宋朝的通商口岸，則居住著許多阿拉伯民族的商人。

據研究，如今泉州、廣州等地的蒲姓同胞，便有阿拉伯血統，有可能是這些阿拉伯商人的后裔。

并且，宋朝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外來商人的政策，又有著宜居的生存環境，以至于許多外國人對宋朝流連忘返。哪怕是在南宋時期的臨安，都住著不少外國人。

據文獻記載，當時的臨安城里有一條“藁街”，這條街上的居民無一例外，全都是“樂不思蜀”的外國人。除了外國商人之外，這條街上還住著許多外國使臣。從臨安的“藁街”中我們能夠看到盛唐時期長安的影子，可以說宋朝的開放程度絲毫不遜于唐朝。

一條海上絲綢之路，讓宋朝脫胎換骨，成為外國人眼中的宜居樂土。根據史料的記載，遼國皇帝耶律洪基非常想生活在中國，“嘗以白金數百，鑄兩佛像”，為什么要鑄佛像呢？

就是為了祈禱“愿后世生在中國”。

當然，對于耶律洪基的這番話，史學家們做出了不同解讀，有人覺得耶律洪基口中的中國并非北宋，而是“佛誕生國”。但筆者更愿意相信，耶律洪基的心中認為北宋是世界中心，所以，才會發出這種誓愿。

《清波雜志》中還有這樣一段令人瞠目結舌的記載：

“輝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浴之……婦女皆被發，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

就是說，當時有不少日本女人，漂洋過海來到宋朝，想要與宋朝男子交合，孕育更優秀的子嗣，借此改良日本的血統。當然，“雜志”相當于野史，其真實性有待考量。不過，當時的外國人均想生活在宋朝，這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宋朝的外貿開展得如此優秀，那么，為什么沒有傳承下來呢？

在元朝初期，中國仍保持著對外開放政策，這一點可以參考《馬可波羅游記》。不過，在明朝中期，朝廷頒布了“隆慶開關”之后，私人性質的對外貿易遭到了封禁。在此期間，除了外國人向朝廷進行朝貢之外，民間商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開展海上貿易。即便是“隆慶開關”結束后，明朝對外開放的海港也只有一個，根本無法與宋朝時期的海岸線全部對外開放相提并論。

至于“閉關鎖國”的清朝，更無外貿可言，不提也罷。

中國被全世界銘記，就是因為宋朝的海外貿易。由于，宋朝隨處可見的陶瓷在外國成了緊俏貨，所以，宋代的制瓷業蓬勃發展。在當時，宋朝的“宋瓷”恐怕比“宋詞”更具國際知名度。我們且來看看英語中“China”的含義，該詞取自印度語中的“絲綢”，除了代表中國之外，又有“瓷器”的意思。從這個英文單詞上，我們就能看出：外國人第一次認識中國是通過絲綢，第二次就是通過宋瓷了。

正所謂“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這首詩就是宋朝對外貿易的真實寫照。宋朝雖然是封建王朝，但是，它絕不是一個封閉的王朝，而是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經濟大國。

誰知道更多有關中國古代的商業貿易往來的活動~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時期越國的大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輔助勾踐廿余年，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的計策的，并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后，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于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里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

但是價格漲落的原因在哪里呢？

陶朱公生長在農業經濟時代，農產品是市場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農業有很強的季節性，每年氣候不同，產量了就不同，對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所以滿足農業需要、為農業服務，就成為他經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據季節規律，提早儲備物資，即所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就是說，像作戰之前要做好準備一樣，根據季節的需要（時用）就可以預知市場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節和氣候變化是有規律的。他引用我國早已有的一條關于氣候變化的規律性的古語，作為預知農業豐歉的依據。這條古語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饑。”這是說，每六年有一年風調雨順的上好年景，也有一個旱年，每十二年有個大旱年，也有一個水年。

根據這個規律，他豐年就大膽收進。因為不會年年豐收，收進的貨物不愁沒有機會售出。同樣，在大旱年物價上漲時，他就盡量拋售，不愁以后沒有進貨的機會。就這樣，他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收年谷賤傷農與饑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的故事告訴我們，氣候資源的變化會造成豐收與歉收兩種狀況，對人們都有不利影響，并且通過商品交流這種不利影響會擴展到全國、全社會，但是，只要人們掌握了這個規律性，采用商業手段，通過賤買貴賣，是可以協調的。陶朱公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注意到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農業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在該領域的對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張騫出使西域本為貫徹漢武帝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之戰略意圖，但出使西域后漢夷文化交往頻繁，中原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向四周傳播，恐怕是漢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張騫出使西域這一歷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西域”一詞，最早見于《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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