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什么時候徹底解體(歷史人才請進！！！)

甲午戰爭以后的東亞宗藩·朝貢體系如何走向瓦解？

以美國費正清為代表的學者，將前現代即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稱之為宗藩體系，或朝貢制度。這種體系或制度，構成了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架構。自鴉片戰爭以降，西方的條約體系與中國傳統的宗藩體系和朝貢制度相互沖撞，后者在前者的沖擊下不斷瓦解，直至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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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弄清楚中國有多少藩屬國。根據《清通典》記載，由禮部（當時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分掌的屬國有7個：朝鮮、琉球、安南（今越南）、南掌（今老撾）、暹羅（今泰國）、蘇祿、緬甸；由理藩院分掌的有17個，如哈薩克左右部、廓爾喀、孟哲雄等。這些屬國只有承認中國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才能跟中國進行朝貢貿易。

與中國朝貢關系最為緊密的國家主要有三個，琉球、越南和朝鮮，宗藩體系和朝貢制度是如何走向瓦解的，即看這些國家是如何脫離與中國朝貢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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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以1871年琉球漂民被臺灣原住民殺害為由，發動征臺之役。不久后，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簽訂《臺事專約》，日本利用條約上臺灣原住民“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等字樣，作為清政府承認琉球是日本屬國的依據。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王國，改名沖繩縣。清政府由于期間和英國處理馬嘉理案以及和俄國就新疆問題進行談判，未能給予琉球相應的援助。琉球亡國，可以視為宗藩體系·朝貢制度開始解體的重要標志。

1883年，中法因越南問題爆發戰爭。兩年后，雙方正式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即《中法新約》），清政府承認越南與法國政府簽訂的一系列條約，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就這樣，清政府再次丟掉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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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和1884年，日本在朝鮮先后制造了“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在朝鮮扶持親日勢力，加快侵略朝鮮的步伐。1894年，中日因朝鮮東學黨起義同時出兵朝鮮。但日方未能同意清方提出同時撤兵的建議，反而就朝鮮內政問題向清方提出了一系列無法接受的要求。

隨后，日軍大量增兵朝鮮，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由于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承認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日本的控制下，朝鮮政府宣布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系。1896年，朝鮮高宗稱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中國勢力退出朝鮮后，日俄因干涉還遼事件矛盾加劇，在朝爭奪也日益激烈。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戰敗，朝鮮徹底淪入日人之手。1910年，日本迫使大韓帝國簽訂《日韓合并條約》，朝鮮亡國，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

所以說，甲午以后宗藩體系·朝貢制度就徹底瓦解了，因為這時中國已經完全喪失了三個最重要的朝貢國。

歷史人才請進！！！

1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我們發現，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后果。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并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這才有了后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1875年，清廷內部出現塞防和海防之爭。當時清廷面臨著雙重危機：西部新疆幾乎完全喪失，東面日本正凱覦臺灣。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財政預算，二是國防思想的現代化。前一個問題又和左文襄(左宗棠)與李中堂(李鴻章)的個人權力有關。在愛國情操之外，兩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義，左宗棠督師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爭收復新疆自然是“份內”之事。而當時國家財政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左宗棠后來出師新疆相當一部分還是靠自籌資金。不過，左宗棠比李鴻章的理論似乎更有煽動性，他主張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論，僅從政治斗爭上，他就比主張海防建設的李鴻章高出一籌。以恭親王奕 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爭論，李鴻章被委任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建設，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開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注重內陸防御的戰略，另一方面，現代化海軍的建設，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洋務運動)的重要契機，這一點，又是塞防論所不能達到的。另外，李鴻章認為日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這一點對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當然，如果把政策的重點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畢竟，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日本，無論在體制上、經濟上、戰略上，還是軍備上，都已經甩開清朝甚遠。

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御體系。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爭論。這次爭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性的轉移??海防成為國防重心。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歷史價值。

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軍隊現代化上的觀點是一樣的。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出訪歐美：鮮明的現代意識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出訪俄國。不久他便前往歐美做了一次環球訪問。《中俄密約》的簽字，使李鴻章相信“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但實際卻開啟了列強爭相打開中國的大門。不過，對于這趟經歷，他得出的根本結論是：“至于根本計，尤在于變法自強。”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臺的俾斯麥。對于“東方的俾斯麥”的來訪，俾斯麥提供了建立強國的要訣：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顯然，這符合李鴻章的改革取向。但是，這并非是中國自強的根本之計。

??他抨擊美國的排華法案。適逢美國國會已通過了排華法案《格利法》。李在抨擊這個法案時，“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嗎？這不是自由！”

??他認識到國際經濟的互利性質。當記者問到對華投資時，李鴻章認為，在華投資是雙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歡迎任何資本前來投資，建立當代工業企業。他同時說：“對于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圣的權利。”

??他對于婦女的教育問題表達了開明的立場。美國記者問及“閣下贊成婦女受教育嗎？”時，他說：“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并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他認識到報紙或者新聞媒體應該揭露真相。他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也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這，就是李鴻章，一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矛盾的人，一個處于夾縫中的人。戊戌變法的健將梁啟超曾評價李鴻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認為自己不過是個“裱糊匠”。適逢內憂外患，從里到外都爛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將一個破屋(清王朝)裝飾一新噓噓人尚可。偶有小風雨修修補補也能看得過去，但真的遇到大風雨，破屋必然原形畢露，又豈是一個半個“裱糊匠”所能補補貼貼支撐起來的呢？

2 參考《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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