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頂峰什么時候(天朝上國在清朝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的天朝上國在什么時候)

“天朝上國”的觀念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唯獨在清朝才有嗎？

天朝上國的思想并不是在清朝才出現的。早在先秦時期，古人便是認為中國地處于世界的中間位置，由此也劃分出了天下五服以及天下九州。并且古人還根據地理位置和文明的程度，劃分了華夏以及四周的少數民族。可以說那就是中國天朝上國思想最早出現時候的一個模樣。

而到了秦漢之后，這種天朝上國的思想更是演化成了周邊國家向中國的朝貢關系。而到了隋唐時期，周圍少數民族更是稱當時的皇帝為天可汗。但這個天朝上國的思想到了明清時期卻是發展到了一個頂峰。當時明太祖朱元璋驅逐蒙古人，便是喊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名號的。

而且在后來的朝貢制度之下，只要周邊國家承認了明朝的天朝地位，那么就會得到許多的贊賞以及賞賜，鄭和下西洋，便是將這種朝貢貿易的形式發展到了一個巔峰。但是到了清朝，這種天朝上國的思想卻是逐漸限制了中國的發展，乾隆更是認為因為中國是天朝上國，所以英國這些國家是完全不需要重視的。

也正是因為清朝統治者認為英國他們是很弱小的國家，因此才使得中國逐漸落后。但可惜的是中國的統治階級仍然沉浸在這種天朝上國的想象當中。這才使得中國最后完全落后于世界潮流。

天朝上國在清朝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的天朝上國在什么時候

天朝上國是古時候，因為漢朝、唐朝等朝代國力強盛，所以建立了以中國為宗主國，周邊國家為附屬國和藩屬國的體系。而他們對中國朝廷的官方稱呼就是天朝。所以天朝上國并不是從清朝開始，而是漢朝就已經開始實行了，但衰落則是從清朝開始的。畢竟清朝晚年的處境大家也比較了解，已經淪落到自身難保的地步，就更別說控制一眾附屬國了。下面就為大家簡單講講，早期究竟是如何形成天朝上國的。

熟讀近代史，我們便會對天朝上國這個概念不會陌生。一般來講，滿清士大夫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洋人的船堅炮利時，不僅不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反而充斥著盲目的自信，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中心；而別人不過是蕞爾小邦，是蠻夷。

當然，我們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的時候覺得當時人是多么的愚昧。其實大可不必，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若干年后，我們也會成為古人，別人再來看我們的時候恐怕也是這個樣子。因此，我們看待歷史的時候一定要充滿同情與敬意，遵循歷史主義的原則。

接下來我們就談談天朝上國的前世今生，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實質內涵到底是什么？

所謂的天朝上國并非一個事實的描述，而是一個價值問題，即認為自己處于天下的中心，自己所代表的文明是最優越的，由此來判定華夏與夷狄。當然，在16世紀以前，這種價值的判斷與歷史事實是同一的，因為當時的中國的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華文化輻射到較廣的范圍，如儒家文化圈影響下的朝鮮、日本、越南如是。但是自新航路開辟以后，世界史開始形成，西方國家逐漸崛起，與此同時伴隨的是中華帝國的崩潰。如果此時再以天朝上國自居，無疑是一種虛幻的想象，一種盲目的陶醉。

一、天下觀的下的朝貢外交

先秦時期，很多思想家開始思考世界，由此形成了各種各樣對世界的看法。時人認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總體空間叫作天下，天下共由九州構成。(戰國時期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提出大九州說和小九州說)此外，還有一種看法，就將天下劃分為五服，此以周人為典型。所謂的五服由內向外分別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一服之間的距離是五百里。

無論是九州的劃分還是五服的劃分，總的一個原則就是天下為天子所有，天子代天臨民，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基于天下的劃分，古人又根據地理位置和文明的程度區分了華夏與夷狄，具體則為：東夷、西戎、北狄、南蠻。

當然，地理位置的劃分并不是主要的，所謂的夷夏之別最主要的還是文明程度的不同。為何如此說呢？因為夷狄進中國則中國之，就是說哪怕你是夷狄，如果心向中原文明，接受這套教化，你就可以成為華夏的一份子。比如春秋時期的楚國，一直被視為蠻夷，因為進行了一系列文明化的改革，故而獲得了中原王朝認可。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為虎狼之邦的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后逐漸富國強兵，走上法制化道路，以至于荀子對之贊不絕口，認為其有古代遺風。

這種天下觀到了秦漢以后，則體現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一種朝貢關系，如漢代與烏桓、扶余、月氏等國的外交關系。到了曹魏時期則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支、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到了隋唐時期，由于武功的強盛，這種關系體現的更為淋漓盡致。如唐朝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由于其一視同仁，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因此，周邊國家對唐太宗極為擁護，稱之為天可汗。

二、朝貢外交下的天朝意識

到了宋代，其所面對的外交關系是極為復雜的。周邊的少數民族已經與過去不同了，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化運動，除了風俗、服飾、飲食等方面可能與漢人存在較大差異外，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與漢人幾無差別。如遼、金、西夏都進行了改革，政治制度仿照漢族政權而設立，并采取科舉取士，信奉儒家文化。說句不恰當的話，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因此，我們再看待宋朝的時候不能一味的批評它對外軍事軟弱，如果能夠理性、客觀的看待當時的政治格局就不會得出如此充斥著情緒化的、嬰孩般的想法。

面對如此險惡的外交關系，因此華夷之別這個問題重新被喚醒，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宋太宗時期采取過雍熙北伐，可惜功敗垂成。如此，傳統的朝貢貿易便不復存在，宋朝甚至還要向這些國家輸送歲幣。如此，宋朝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空前強化，對夷夏之別的問題更加強調。雖然在軍事上無法戰勝這些國家，但至少在文化上是有優勢的。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寫過《中國論》，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他希望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因為四夷的風俗是被發紋身、毛衣穴居，與中原絕不相同。

三、走向奔潰的虛幻的天朝意識

明清時期，天朝意識可謂是登峰造極，如明太祖攻打蒙古的口號便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明朝鼎定后，為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朱元璋說道：萬國來朝進貢，仰賀圣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讬圣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天下都歸一。這樣使得明朝維護了與周邊國家較為良好的外交關系，而支撐這種關系的便是朝貢外交，周邊國家只要承認明朝，就會得到很多賞賜，鄭和下西洋便是將這種朝貢貿易發揮到歷史上的頂峰。

明朝我們不再展開，就說說清朝吧。關于天朝上國最為有名的當屬馬戈爾尼訪華。當時使團不愿意下跪，而乾隆皇帝認為這有關國體，斷不可議論。最后馬戈爾尼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妥協，采取了單膝下跪的折中做法。

此外，更為離奇的是英國國王給乾隆皇帝的來信，被翻譯者做了大幅度的改動，變成了一副諂媚、討好的樣子。如今聞得各處惟有中國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風俗禮法比別處更高，至經至妙，實在是頭一處，各處也都贊美心服的。故此越發想念著來向化輸誠。明眼人一看，這封書信就是被篡改過的，但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依然沉醉于其中。

這無疑是一種虛幻的想象，一種盲目的陶醉！這是十分可笑的，既缺乏自知之明，也缺乏知人之明，無論什么時候也是需要警惕的！

中國要上天的說法是什么時候出現的？

讀完近代史，我們會熟悉“天朝去中國”這個概念。總的來說，面對“三千年來前所未有的變局”和洋人的船炮，滿清的文人不僅沒有吸取慘痛的經驗教訓，還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反而充滿了盲目的自信，認為自己是“天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人只是“小國”和野蠻人。

當然，今天我們再來看這段歷史，會覺得當時的人是多么的愚蠢。其實沒必要。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回望現在，回望過去。”再過幾年，我們就變成古人了，別人再來看我們，恐怕也是這樣。所以我們看待歷史，一定要充滿同情和尊重，遵循歷史主義原則。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前世，那個“天國”，看看它是怎么產生的，它的本質是什么？

所謂“中國在天”，不是對一個事實的描述，而是一個價值問題，即認為自己處于世界的中心，自己所代表的文明是最優越的，以此來評判華夏和夷地。當然，在16世紀之前，這種價值判斷和歷史事實是一樣的，因為中國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影響下傳播到了很廣的范圍，比如朝鮮、日本、越南。但自新航路開辟后，世界歷史開始形成，西方國家逐漸崛起，伴隨著中華帝國的崩潰。這個時候，假裝“上天”無疑是一種虛幻的想象，一種盲目的陶醉。

第一，世界視野下的朝貢外交

先秦時期，很多思想家開始思考世界，從而形成了各種世界觀。當人們認為我們生活的整體空間叫做“世界”時，世界就是由“九州”組成的。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天下分“五服”，這是周人的典型。從里到外，所謂“五服”，就是滇服、后服、隋服、瑤服、野服，每服之間的距離都是五百里。

無論是九州之分，還是五福之分，總的原則是天下歸天子，天子代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天下之下，豈是王之地？”岸上的土，是王晨嗎？“古人在‘天下’劃分的基礎上，根據地理位置和文明程度來區分華夏和夷地，具體為：東夷、西戎、北地、南蠻。

當然，地理位置的劃分不是主要的。所謂外國和夏天的不同，主要是文明的不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也就是說，即使你是夷狄，只要你致力于中原文明，接受這種教化，你也可以成為中國的一員。比如春秋時期的楚國，一直被認為是蠻族，后來因為一系列的文明改革，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認可。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為“虎狼之地”的秦國，在商鞅變法后逐漸富庶于，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以至于荀子對其贊不絕口，認為其有古代遺風。

秦漢以后，這種“世界觀”體現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一種“朝貢關系”上，比如漢朝與烏桓、扶余、月氏等國的外交關系。到了曹魏時期，“西域雖不能窮盡，其大國龜茲、玉田、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氏皆屬之，歷代不貢，如漢故事。”到了隋唐時期，由于武功的強大，這種關系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比如唐朝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因其平等相待，“自古以來，中國為重，夷狄為輕，吾愛為一。”因此，周邊國家都極其支持唐太宗的這個Ta

在宋朝，它的外交關系極其復雜。周邊的少數民族已經不同于以往，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化運動，除了風俗、服飾、飲食等方面可能與漢人有較大差異外，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與漢人相差無幾。比如遼、金、西夏都進行了改革，政治制度仿照漢政權，采用科舉制度選拔士人，信奉儒家文化。說點不合適的，“流氓不可怕，就怕沒文化”。所以我們再看宋朝的時候，不能一味的批判它對外軍事上的弱勢。如果我們能理性客觀的看待當時的政治局勢，就不會產生這種情緒化、幼稚化的想法。

面對如此險惡的外交關系，“中外之別”問題再次被喚醒，并得到空前強化。宋太宗時期采取了“雍北伐”，但失敗了。這樣，傳統的朝貢貿易不復存在，宋朝甚至不得不向這些國家發送“古幣”。這樣一來，宋代文人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強，更加重視夷夏之類的其他問題。雖然這些國家在軍事上無法被打敗，但它們至少在文化上更勝一籌。如宋代初三教師之一石碣寫《中國論》，“居天地中間者，謂之華，居天地中間者，謂之思意。”他希望“四夷在四夷，中國在中國，不至于亂”。因為四夷的習俗是“弄紋身”“穿毛衣住窯洞”，和中原地區絕對不一樣。

第三，中國走向崩潰的虛幻意識。

明清時期，“中國意識”達到頂峰。例如，明太祖進攻蒙古的口號是“驅逐韃靼人，恢復中國”。明朝以后，為了處理與周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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