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朝貢貿易什么時候解體(中國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落后于西方的)

甲午戰爭以后的東亞宗藩·朝貢體系如何走向瓦解？

以美國費正清為代表的學者，將前現代即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稱之為宗藩體系，或朝貢制度。這種體系或制度，構成了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架構。自鴉片戰爭以降，西方的條約體系與中國傳統的宗藩體系和朝貢制度相互沖撞，后者在前者的沖擊下不斷瓦解，直至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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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弄清楚中國有多少藩屬國。根據《清通典》記載，由禮部（當時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分掌的屬國有7個：朝鮮、琉球、安南（今越南）、南掌（今老撾）、暹羅（今泰國）、蘇祿、緬甸；由理藩院分掌的有17個，如哈薩克左右部、廓爾喀、孟哲雄等。這些屬國只有承認中國皇帝天下共主的地位，才能跟中國進行朝貢貿易。

與中國朝貢關系最為緊密的國家主要有三個，琉球、越南和朝鮮，宗藩體系和朝貢制度是如何走向瓦解的，即看這些國家是如何脫離與中國朝貢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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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以1871年琉球漂民被臺灣原住民殺害為由，發動征臺之役。不久后，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簽訂《臺事專約》，日本利用條約上臺灣原住民“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等字樣，作為清政府承認琉球是日本屬國的依據。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王國，改名沖繩縣。清政府由于期間和英國處理馬嘉理案以及和俄國就新疆問題進行談判，未能給予琉球相應的援助。琉球亡國，可以視為宗藩體系·朝貢制度開始解體的重要標志。

1883年，中法因越南問題爆發戰爭。兩年后，雙方正式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即《中法新約》），清政府承認越南與法國政府簽訂的一系列條約，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就這樣，清政府再次丟掉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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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和1884年，日本在朝鮮先后制造了“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在朝鮮扶持親日勢力，加快侵略朝鮮的步伐。1894年，中日因朝鮮東學黨起義同時出兵朝鮮。但日方未能同意清方提出同時撤兵的建議，反而就朝鮮內政問題向清方提出了一系列無法接受的要求。

隨后，日軍大量增兵朝鮮，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由于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承認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日本的控制下，朝鮮政府宣布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系。1896年，朝鮮高宗稱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中國勢力退出朝鮮后，日俄因干涉還遼事件矛盾加劇，在朝爭奪也日益激烈。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戰敗，朝鮮徹底淪入日人之手。1910年，日本迫使大韓帝國簽訂《日韓合并條約》，朝鮮亡國，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

所以說，甲午以后宗藩體系·朝貢制度就徹底瓦解了，因為這時中國已經完全喪失了三個最重要的朝貢國。

中國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落后于西方的

中國在明朝的中后期已經開始落后于西方。

16,17世紀相當于明朝中葉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崛起了，這候西方國家的封建制度解體了進入了商業社會，而后又有了工業革命使歐洲各國強大起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有了蒸汽機,極大的增加了生產力，武器也精良了起來。

火藥和火炮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到了明末我們只能仿造西方國家制作鼎鼎有名的“紅夷大炮“和能連續發射的佛郎機炮。這個時候中國還處于封建制度的統治之下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居，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力量強弱已經發生了變化!

公元1687年，23歲的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時，大清的康熙正在御花園練習書法，他還陶醉在“收復臺灣”的豐功偉績，而當時的中國人還以為太陽落山是沉到大海里。

1798年，病重的乾隆讓術士計算自己還有幾年陽壽時，法國的傅立葉正在用級數理論為拿破侖的火炮做優化設計……更可悲的是，乾隆年間，中國人仍沉浸在“天圓地方”的神話時代。當時，當有人對紀曉嵐說地球是圓的，他還興致勃勃地把這種觀點當作一個“奇聞”記載了下來。

由此可見，明朝中后期與西方世界的差別，不僅僅在于“船堅炮利”的表面現象。真正的差別在于數學、物理、化學、材料學、彈道學和冶煉技術……這些基礎學科，這個差別是極其深遠的，可謂天壤之別。實際上，明清之際，西方火炮技術就已經遠遠把中國甩在了后面。

擴展資料

我國近代之所以會遠遠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

一、重農抑商

重農抑商是利用政策手段抑制商品經濟發展，鼓勵農業生產的一種政策。最早推行這項政策的是戰國時期的秦國，重農抑商政策是商鞅變法中的一部分內容。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之一，它讓秦國從一個中原諸國看不起的弱國，迅速強大起來，成了一個讓六國都忌憚的強國。

商鞅之所以會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是因為我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商業為末，經濟形勢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農業是封建王朝的經濟基礎，所以國家鼓勵農業而打擊商賈。

重農抑商政策也有不少弊端，例如地主官僚強取豪奪、土地兼并等，讓農民失去了可耕種的土地，生活難以為繼，容易揭竿而起造反。

重農抑商政策也影響了我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遏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晚清時期，西方國家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出現了新航路開辟和工業革命，但清政府還固守重農抑商政策，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雖然穩固了統治，但卻害了國家。

二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施行之前，統治階級主要采用的選人制度是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這導致階級固化，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做官的人多為世家大族和豪門出身，而底層出身的人才。

科舉制度在早期階段，是一項很先進的選人制度，但到明清時期，它就逐漸落伍了，主要是科舉制度考試內容、形式固化了，不再適應該時代的選人標準了。

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主要以四書、 五經為考試內容，考試形式也八股文化，逐漸讓考生變成了答題機器，束縛了考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導致讀書人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四書五經上，影響了他們天賦和才能的發展。

三是閉關鎖國政策

閉關鎖國政策始于明朝時期，當時明朝倭寇嚴重，所以明朝開始實施海禁，目的是穩固海疆，但明朝開了通商口岸，依然可以和外國商人進行商業往來，外邦還可以通過朝貢貿易等。

與明朝進行商業往來，而但到了清朝時期，由于商品經濟、航海技術的發展，很多外國的商人、傳教士來華經商和傳教，清朝害怕西方的自由思想影響百姓，不利于自身統治，所以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

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基本是將自己隔離起來，與世隔絕，這影響力中外關系，減少了中國和外邦的聯系。

導致我們無法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使我們在科技、文化等方面逐漸落后于西方各國，還影響了國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的結果是，讓清朝錯過了工業革命，逐漸落后于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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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我們發現，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后果。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并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這才有了后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1875年，清廷內部出現塞防和海防之爭。當時清廷面臨著雙重危機：西部新疆幾乎完全喪失，東面日本正凱覦臺灣。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財政預算，二是國防思想的現代化。前一個問題又和左文襄(左宗棠)與李中堂(李鴻章)的個人權力有關。在愛國情操之外，兩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義，左宗棠督師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爭收復新疆自然是“份內”之事。而當時國家財政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左宗棠后來出師新疆相當一部分還是靠自籌資金。不過，左宗棠比李鴻章的理論似乎更有煽動性，他主張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論，僅從政治斗爭上，他就比主張海防建設的李鴻章高出一籌。以恭親王奕 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爭論，李鴻章被委任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建設，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開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注重內陸防御的戰略，另一方面，現代化海軍的建設，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洋務運動)的重要契機，這一點，又是塞防論所不能達到的。另外，李鴻章認為日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這一點對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當然，如果把政策的重點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畢竟，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日本，無論在體制上、經濟上、戰略上，還是軍備上，都已經甩開清朝甚遠。

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御體系。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爭論。這次爭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性的轉移??海防成為國防重心。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歷史價值。

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軍隊現代化上的觀點是一樣的。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出訪歐美：鮮明的現代意識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出訪俄國。不久他便前往歐美做了一次環球訪問。《中俄密約》的簽字，使李鴻章相信“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但實際卻開啟了列強爭相打開中國的大門。不過，對于這趟經歷，他得出的根本結論是：“至于根本計，尤在于變法自強。”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臺的俾斯麥。對于“東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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